[编者按]伴随城镇化阶段转型，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升。城市空间高品质提升的要求、空间利益主体多元复杂的特性，使传统的城市规划工作面临新的课题，越来越需要与社会治理相关领域的结合和拓展。社区是城乡空间的基本单元，直接关系到城乡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质量。精细化的社区治理，也是高质量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构成。为此，编辑部在上一期笔谈“城市精细化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社区空间，以“社区空间精细化治理的创新思考”为主题组织学术笔谈，邀请各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社区空间精细化治理的内涵、路径与实施策略。

社区是城市的缩影。社区也是一个社会治理的最基层单元，不同社会的文化传统、居民收入、教育程度、自然环境和国家治理体系等5个方面都会反映在社区治理的设计和创新中。

新时期城市发展的重点是提质与治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的10年，我国真正进入转型发展时期。GDP年均增长率从2010年的10.5%逐年下降到2019年的6.1%，城镇化增长速度也从过去30多年年均增长1—1.5%下降至不到1%。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6%，进入城镇化发展的中后期，城市开发建设方式也由增量建设为主转向提质更新和结构优化并重。从国际经验来看，城镇化率60%左右阶段，城市的功能优化、环境整治、法制化管理成为城市工作的重点。如英国城镇化率60%时（1870年左右）制定了《消除污害法》与《公共卫生法》，成立了182个地方卫生委员会，对城市的公共卫生和保障市民基本健康的住房、市政等设施进行详细规定。

当前，武汉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全国兄弟省市的大力帮助下，已取得抗疫的阶段性胜利并成功重启。回顾疫情期间，武汉社区作为防控疫情的基本作战单元，暴露出不少治理效能、设施短板和供应系统等方面的问题。结合此次疫情，反思社区规划精细治理，笔者认为需要更加精准的时空信息获取，更加精细的空间需求管理，并通过动态更新的规划手段进行响应，才能真正走向社区规划的“善治”目标。

社区是城市的基本组成单元，社区空间的精细化治理是提升社区空间质量、提高社区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手段，是高质量城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杭州一直以“东方品质之城”为美好城市建设的目标，将“以人为本”作为美好社区建设的原则，将“共享与品质”作为美好社区建设的重要内涵，20年来一直致力于探索精细化的社区空间治理之路。

年初这场新冠疫情防控，为我国空间治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更是对社区空间治理的大考。笔者作为城市交通管理人员，经历了一线防控对社区生活生产秩序特别是物流行业的影响。疫情爆发伊始，各地陆续出台政策，对社区实施了隔离空间流动的管控措施，如：外来人员车辆不能进入小区，物流快递和外卖实行无接触政策，物流配送物品统一放置到小区指定地点等。这些措施对防控无疑是有效有力的，对于小规模社区或独立物业管理的楼宇来说容易执行，给居民带来的不便尚可接受。但对于规模较大的城市小区，包括大楼盘、高校等大型社区场所，空间范围巨大，实施隔离往往要封闭几个道路口。

社区是国家体系的最末梢，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社区治理的关键要素是生活在社区里的人。社区居民的充分发动、积极参与，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增强，是社区治理有效性的重要检验标准。通过实践，笔者认为社区公共空间的高效利用是实现社区有效治理的有力途径。社区公共空间在活化人际关系，打造熟人社会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以下拟从社区公共空间活化利用和有效运营两个方面对成都市成华区的相关实践进行归纳总结。

首先，社区空间精细化不等于均质化，相反应更加关注社区间的差异化、社区生活的丰富性和空间诉求的多元性。

随着发展方式的转型，社区规划受到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近年来，上海在社区空间精细化治理层面也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从早些年的社区微更新到四大更新行动计划再到整体性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社区空间治理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社区之间差异化、社区生活丰富性、空间诉求多元化的特点十分鲜明。

当城市建设日渐重视存量提升的时候，城市更新开始深入到了各类城市空间。其中，社区空间的更新因和每个市民密切相关而备受关注。由于涉及到的空间主体较多，人群组成也较丰富，这一大类更新虽往往“动作”不大，但面对的局面却尤为复杂。

2019年11月，习总书记在杨浦滨江调研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论，为城市治理尤其是城市空间治理明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属性。同时十九大报告也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一定要提高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水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标志着我国国家治理正从政府管理向着社会治理的方向转变。由“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别，涵义却大相径庭。学界的普遍共识是，管理的主体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是社会各方，也即多元主体。因此，国家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是希望社会各界都参与到国家治理的体系中来，共同为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作用。

随着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201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的发布，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的城市更新和治理的热潮开始涌现。2019年2月住建部下发《关于在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和整治中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的指导意见》，要求“以群众身边、房前屋后的人居环境建设和整治为切入点，广泛深入开展‘共同缔造’活动，建设‘整洁、舒适、安全、美丽’的城乡人居环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笔者团队2014年开始进行社区花园市民参与式微更新微治理现场实验，强调以空间为阵地成为社区治理的抓手，陆续至今已经在上海直接参与设计营造了超过90个社区花园，经过我们培训赋能由居民自发设计营造运行的迷你社区花园已经超过600个。这些实验最大的目的是激发市民对于自身环境改善的关注，从关注到开始行动，进而自我参与维护，最终形成自治社团，建立在地组织。这个社区花园策划、设计、营造、管理、维护的过程有长有短，总体而言具有一个特色：回归到真实的社区生活本身，顺应并借助自然和土地的力量，支持社区建立市民的自我成就感和相互协同的精神。这些项目一开始是基于企业单位对自身环境提升品牌影响的需求，慢慢发展为街道、社区所接受的社会治理项目，也逐渐从单点的实验，扩展为更为系统的规划。

社区空间治理和社区规划成为推进城市高品质发展的重要落脚点。原因来自长期以来规模和效率优先的大尺度城市空间扩张浪潮下，微观人居环境建设相对滞后，制约了广大民众享受城镇化红利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另一方面，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社区空间不仅成为基层治理的载体，更发挥着治理工具的重要效能。

社区空间，既是社会学、城市规划、人文地理、建筑设计、景观设计等学科开展研究的理论源地，也是社会生活、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与公众参与、社区营造、城市更新、生活圈、微改造等规划理论和实践紧密相关，往往倡导积极的自下而上、协商协作、共治共享等规划理念。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具有非常显著的渐趋稳定但日益迷惑的特征，并已经成为中国城乡发展走向高品质的重要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