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201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的发布，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的城市更新和治理的热潮开始涌现。2019年2月住建部下发《关于在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和整治中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的指导意见》，要求“以群众身边、房前屋后的人居环境建设和整治为切入点，广泛深入开展‘共同缔造’活动，建设‘整洁、舒适、安全、美丽’的城乡人居环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19年末的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进一步将“着力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列入了2020年的重点工作。与此同时国内多个城市开展了社区规划方面的制度创新，比如上海多个区开展了社区规划师的招募，推动社区更新；北京则发布了《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试行）》，推动各街道乡镇的规划实施和公众参与；成都也开展了社区规划师制度创新，部分区还配备有社区规划师和社区营造师联合团队。

从上层制度角度，“完整社区”“生活圈”及其指标体系提出了社区规划的目标，“共同缔造”指出了实践方法，而各地的社区规划师制度则开始建立了规划部门和规划师群体介入社区更新、治理的制度基础。但随着社区规划类工作的铺开，各类新问题仍不断出现。

1.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交织复杂多元

相较于自上而下的空间规划，社区呈现出更加自发演化带来的综合和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导致了其空间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比如产权问题或者社会管理问题会以空间衰败或者失序呈现；空间和服务的不当配置则会以社会活力、舆论与行为抗争呈现。所以社区的空间问题往往并不是单纯的空间资源、品质和风貌等表象。

社区规划的复杂性还体现在主体多元性上。社区问题涉及了居民（原住民、业主、租户）、开发商、企业、商家、政府、在地机构和社会组织等，与新区建设类规划相比，社区规划要面临的主体、协调的对象要多元得多。

此外社区规划的复杂还体现在合规性、合理性、可行性的三者矛盾上。社区——尤其是老旧社区，其自我生长演化的特征比新区要明显得多，主体之间的自组织和博弈产生了大量的因地制宜和非正规的空间利用方式，它们既构成了社区独特的文化景观和生活机理，也是大量问题的来源：比如消防、工商、城管等合规性问题，安全、品质、公平等合理性问题，在更多时候，社区规划要在合理不合规、合规不合理以及问题解决措施的可操作性间寻找妥协和平衡。

2.社区规划工具缺失

在这种复杂性面前，工具缺失一方面表现为传统规划工具大规模失灵：传统的以空间结构、等级层次和功能分区为叙事核心的规划方法无法适应微观尺度的社区和复杂的社区问题需求；而用地平衡表、技术经济指标和传统的现状分析图等技术工具也难以真正描述社区特征以及支撑社区问题分析的需要；硬拍目标、画蓝图、套规范、搬标准则走上了自上而下蓝图式规划的老路，既缺乏实施性又忽视了社区现实问题的解决需要。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各类面向社区规划工作具体需要的工具和技能缺位：如，高效的沟通工具和技能、系统的社区问题认知工具、有效的问题解决工具等。

面对这些问题，社区规划的深度与边界难以清晰界定，社区规划师的定位也一直存在着争论：社区规划师到底应该是个“专科大夫”还是“全科医生”？从合理性来说，社区的复杂性决定了单学科的知识和单一的技能显然难以满足社区规划、综合治理的需要，具有相对完整的城市知识体系和设计思维的规划师也是走向社区“全科医生”的天然适格者；但另一方面，当下绝大多数规划师（也包括景观设计师和建筑师）的技能仍然局限于空间规划和设计以内，尤其是干惯了传统规划的规划师仍有比较强烈的路径依赖，更重要的是，社区规划师的相关制度和社区更新的市场环境也限制了社区规划师走向“全科医生”的可行性——其主管部门的事权和更新项目的甲方决定了社区规划师的“综合性”是有限度的综合，即便在事权边界里也无法有效解决社区问题，难以支持社区规划师真正的下沉。

由于社区规划仍在实验摸索和制度建设阶段，外部市场环境也没有成熟，所以上述争论尚未有明确的结论。但无论何种定位，当前的社区规划实践中都已经产生了一些新的方法创新：

当前社区规划工作最普遍的趋势是借鉴社会工作方法，以及与社会学家、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基层治理机构合作，通过跨学科力量，探索空间规划与社区治理的整合机制，通过空间的再组织推动社区各主体的自组织，从而达成共建共治共享。

基于新城市科学方法，综合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城市大脑和智慧社区建设，推动社区的科学规划和治理。城市象限团队就主要发力于此，除了为北京多个区的责任规划师团队开发社区规划工具箱，提供街道乡镇的大数据体检报告之外，还在北京双井街道的试点中尝试利用移动环境传感器构建社区环境感知网络、利用社会感知方法监测社区运行，建立街道大脑对实时数据进行分析、城市管理问题发现和推送，建立社区运行智能日报、周报、月报机制对社区开展周期性不同深度的自动化体检，以及通过各种城市模型实现对社区生活圈设施选址布局模拟、社区微空间设计的多智能体模拟等，力图通过新城市科学和技术手段实现社区的精细化治理。

社区规划制度自身的创新也随着工作开展在不断产生，比如北京的责任规划师制度本身就存在全职聘用规划师个人和聘用责任规划师团队等不同模式的对比实验；此外北京市规自委还推动了“由街道起草直接提交市规自委的规划实施方案”和跨区、跨多个街区的责任规划师对临界区域规划项目进行协作的协同实验。

总之，社区规划在我国还是个发展中的新生事物，随着社会资本的介入、城市更新市场的成熟和相关制度的完善，以社会治理为目标、城市科学为依托、空间治理为手段的社区规划还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