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城市发展的重点是提质与治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的10年，我国真正进入转型发展时期。GDP年均增长率从2010年的10.5%逐年下降到2019年的6.1%，城镇化增长速度也从过去30多年年均增长1—1.5%下降至不到1%。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6%，进入城镇化发展的中后期，城市开发建设方式也由增量建设为主转向提质更新和结构优化并重。从国际经验来看，城镇化率60%左右阶段，城市的功能优化、环境整治、法制化管理成为城市工作的重点。如英国城镇化率60%时（1870年左右）制定了《消除污害法》与《公共卫生法》，成立了182个地方卫生委员会，对城市的公共卫生和保障市民基本健康的住房、市政等设施进行详细规定。美国城镇化率60%时（1950年左右）为了应对郊区化出台了“新城市开发法”和一些示范城市试验计划，促进中小城镇的发展；全面加强生态环保和建筑节能的刚性约束，城市公园、绿地建设要求“凡规划确定的绿地，不论土地权属，一律不得改变用途”等。日本1960年城镇化率60%左右时，为了应对经济大发展并没有带来人民收入水平的相应提高以及各类工业严重污染和东京等大城市地区过度聚集等问题，出台了“收入倍增计划”和《第一次首都圈基本计划》等规划，治理环境污染，建立卫星城，抑制大城市无序蔓延，建设区域轨道促进城际之间联系。尽管先发国家进入城镇化率60%的时间有早晚，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从一般增量建设进入提升发展质量、加强城市治理是一般规律。我们从过去40年的大建设转入提质与治理也是符合这一规律的，也是契合我国当前城市发展的一般要求的。

新时期城市治理的关键在社区。近年来城市社区空间的治理成为业界关注的重点，一些地方政府也把城市的治理重点主动下沉到街道和社区。如北京市2019年初召开了全市街道工作会议，提出“街道是城市的基本单元，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础平台，……是抓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并要求“重点聚焦在公共服务、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上。……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事，当好市民群众的贴心人，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可以说在认识层面，城市治理下沉到基层已经得到了普遍共识。而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突发，让我们对基层治理有了更深的体会。疫情高发期间，全国城市的小区封闭管理，针对疫情期间城市生活单元如何保障需求，我们在3月份做了一次网上调查，从7500多份问卷的统计来看，社区教育设施、便民商业设施和户外活动场地是社区居民认为最重要的三项基本生活服务设施。其中，69.93%的受访居民认为小学、幼儿园等社区教育设施被是社区非常重要的设施，67.25%的人认为社区小百货超市、菜市场等便民商业设施非常重要，65.48%的人认为社区绿地、小广场等户外活动场地非常重要。且受访者总体认为各项基本生活服务设施可在步行5—10min的时间内完成占比最高。可以说，疫情期间的小区封闭管理是对我们既有规划工作的一次实战检验，城市治理的重点也确实是围绕城市居民最基本的生活设施的建设完善和管理上。此外，本次疫情期间市民反映的社区医疗设施缺乏和社区药店不足则需要我们在社区服务设施的配备上更加系统和精细。

社区治理要在安全健康、设施完整和管理有序三方面精准着力。早在1929年，科拉伦斯·佩里（ClarencePerry）提出邻里单位概念，并成为现代居住区规划理论的基础。其目的是使每一个“邻里单位”成为组成居住的“细胞”，并把居住区的安静、朝向、卫生和安全置于重要位置。他提出居住行为不仅要包括住房，还要包括环境和相应的公共设施，如至少要包括一所小学、零售商店和娱乐设施等，认为邻里单位就是“一个组织家庭生活的社区的计划”。前文提到的我们疫情期间的7500 份问卷调查中反映的居民诉求，可以说和百年前的这一理论有高度的呼应。我国在1950年代的工人新村建设和1980年代的住房建设基本上是按照居住区规划理论推进的，多层住宅、千人指标配备设施是那个时代住区的主要特征。随着1990年代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和房地产成为城市开发建设的主导，居住区建设被简单化为住宅建设，并逐步高层、高密度化。当前城市生活基本单元破碎，服务设施不健全，休闲空间少，市政设施老旧是各地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而早期建设的大量居住区也因为更新的停滞处于设施老化亟待改造的境况。因此，以社区为核心推动城市基本生活单元的更新改造是一项迫切的任务，并应该在安全健康、设施完整和管理有序三方面精准着力。一是开展补短板行动，制定水电气暖信等市政设施的改造，满足居民现代生活的基本需求；二是紧密结合居民的诉求对商业、幼托、养老、医疗、健身、停车等设施进行改造，提高社区的生活品质；三是运用互联网技术建立智慧社区，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家政、护理、养老、教育等服务；四是建立物业管理新体制，全面提高物业管理覆盖率，提高整体服务水平。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制约社区更新改造的障碍不在技术层面，而更多的是在产权、税收、规划标准、管理制度等政策层面，这些方面的突破需要全社会的努力，社区的精细化治理的路还很长，但我们要坚定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