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区空间治理的挑战：规划逻辑与治理逻辑的张力

社区空间治理和社区规划成为推进城市高品质发展的重要落脚点。原因来自长期以来规模和效率优先的大尺度城市空间扩张浪潮下，微观人居环境建设相对滞后，制约了广大民众享受城镇化红利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另一方面，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社区空间不仅成为基层治理的载体，更发挥着治理工具的重要效能。

问题产生的一大矛盾来自当前规划逻辑与治理逻辑之间的张力。长久以来，基于整体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城市规划实施方式是和自上而下、科层式的权力运行机制对应的。而随着当代社会异质性、复杂度的不断提升，风险社会、社交距离、存量更新等各类新兴挑战接踵而来，特别面对基层建设和日常生活中复杂、流变、离散的各类行动主体，规划——实施单向度的刚性约束传导已经难以应对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地方发展和多元的价值取向。由此导致，一边是各地城市描绘出美好的发展战略和规划蓝图，而落到社区层面最贴近每个人的生活空间时，基层规划建设面临实施困境，或是混乱、低质、碎片化，或是陷入自我中心，与城市发展方向、理念背道而驰。

二、回归基层实践和生活价值：制度——生活的互构

中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强调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利益多元的分化，传统结构主义视角下“国家——社会”或“国家——市场——社会”分析框架中的主体已经很难用某个整体性的统一体所代言，特别在基层实践中，为多元化的行动者所解构。他们之间既有共生合作，也有冲突和妥协。由此，制度场域和生活场域之间的相互对话与建构成为社区治理逻辑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社区空间治理离不开对基层实践和生活价值的尊重。治理的精细化不等于传统蓝图式的专业设计做到极致精细，而需要深入考量生活空间使用主体的复杂诉求；社区规划不等于规划社区，而需要以社区为主实现社会生活空间的共建共治共享；关注微更新，不等于在微小的场地上“重金打造绣花针”，而需要充分考虑当地人力、物力、财力足以支持的实用、好用和便于维护。在关于社区的愿景构筑中，规划不再只是约束，而以共同的生活空间诱发和促进人们的日常交往，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保障共生的可能，更能以跨越时间的想象，凝聚社区共识，推动共同行动，以生活愿景凝聚人。

三、五个维度的治理面向

一是精细治理，保障精准服务。精细治理应强调治理对象、流程、标准的精确、高效和协同，以更好地激发社会效能，更加精准地应对社会需求。精细治理不等于精细服务，否则容易陷入公共服务供给一味求全、求细、一步到位，导致形式主义或过度僵化，徒增基层工作负担。途径有三：一是借力科技支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更为精准地把握和预测社区需求分异及其时空演变；二是拓展市场和社会力量，充分发挥其反映灵活、多元面向的优势；三是完善社区服务供需反馈，让社会需求和使用评估能高效准确地传递给供方，形成有效的信息反馈环。雄安新区社区生活圈规划着眼于最贴近日常生活的5分钟生活圈的构建，弹性配置“十全十美”的基因街坊设施，并针对基础型和提升型等不同类型的设施，提供差异化的运营支持举措。“清河生活馆”社区综合体的更新改造中，营造弹性共享的空间组合模式，实现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商业服务和社会公益服务的整合。

二是分类治理，遵循社区特点。我们常常提到社区，好像就足够微观了，却忽视了不同社区的社会空间往往存在很大的异质性。特别在那些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和产业与社会结构转型中的“成长型”地区，除了常说的城、乡社区二元分化之外，还有大量正处于从乡村向城市演变过程中的转型社区。《成都市温江区社区发展治理规划》中，围绕社区公共环境整治这一个议题，针对老旧院落、农转非安置小区、新建商品房小区等不同类型的社区，提出“以自治促整治”“以教育带整治”和“以整治促自治”的差异化分类治理措施。

三是立体治理，重视联动统筹。充分利用空间场域的联动效应，是提升治理效能的有效手段。社区规划如果只拘谨于小区或社区的一亩三分地，可能导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是利益排他、重复建设、低效竞争，有悖于生活共同体的建设初衷。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可鼓励片区联动改造，为存量资源挖潜提供规模化支持，且利于摊薄物业运营成本。又如《温江区社区发展规划》在城区层级绘制社区资产地图、问题地图和机会地图，跨越街镇边界，整合地域资源特色和发展方向，打造各具特色的生活圈，推进城——乡之间、园——企——校——社之间、街镇社村之间的资源互动与协同发展。

四是全周期治理，关注可持续发展。土地和住房的市场化发展，大力推进城镇化浪潮的同时，带来规划、建设与后期使用和管理的主体分离，加上很多时候责任界定和追溯机制的模糊混乱，给社区管理和改造带来诸多困境。社区规划应关注社区发展的全生命周期，强调规建管一体化对接。比如成都等地在老旧小区改造中推行“先自治后整治”，以小区改造撬动基层自治组织建设，以基层自治推进小区长效维护机制建立。此外，要看到社区未来的可生长性和不确定性，提升治理弹性，避免过度设计，避免大包大揽的家长式设计。在新区规划中，应对未来开发和人口构成的不确定因素，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可预留一定的弹性空间，相关设施之间提供按需转化的动态调整机制，预留社区特色设施指标，为社区参与规划和服务提供机会空间。

五是创新治理，优化体制保障。社区规划的出现，不仅为了改善微观人居环境，更在于用全新的学科整合和工作整合路径，推进社区品质的持续提升。而这仅凭少数人的一腔热情或公益投入是不可持续的，关键还得打破基层规划建设中的制度性障碍，包括基层部门和人员配置的规划专业性不足、设计经费列支和计费方式不合理、项目制和工程化倾向等，以体制创新提升治理效能。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正在积极推进责任规划师、社区规划师制度，通过团队培育、资金支持、工作机制等系统性的制度保障，培育一批有能力、有情怀、有意愿扎根基层的跨专业工作团队，为地方发展提供持续的专业支撑和能力建设。此外，通过微公益创投、公共竞赛等方式征集社区微更新和治理方案，以广泛的社会关注度、专家支持性评估、持续性资金扶持的方式，推进高校、社会组织、设计机构等社会力量与社区的联动发展，也可以视为一种新的机制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