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武汉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全国兄弟省市的大力帮助下，已取得抗疫的阶段性胜利并成功重启。回顾疫情期间，武汉社区作为防控疫情的基本作战单元，暴露出不少治理效能、设施短板和供应系统等方面的问题。结合此次疫情，反思社区规划精细治理，笔者认为需要更加精准的时空信息获取，更加精细的空间需求管理，并通过动态更新的规划手段进行响应，才能真正走向社区规划的“善治”目标。

一、破解信息迷雾，精准信息获取是精细治理的前提

武汉历来高度重视空间规划的信息集成工作，在规划时空信息云平台和“一张图”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疫情来看，社区层级信息暴露出精细化不够，及时性不强的突出问题，疫情初期呈现排查信息不清、生活需求不明的“信息迷雾”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信息源大多数来自于横向职能部门和统计报表，更新频次相对缓慢，并对纵向的信息收集反馈重视不够；另一方面，尽管我们也采取了大数据手段获取信息，但由于存在大量老人、小孩等社区“脱网人群”，难以满足“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的防控信息需求。为此，社区规划中应采取“传统渠道+信息技术+社会动员”的方式，通过多源数据集成、多时态数据更新实现精准信息获取，将其作为社区规划精细治理的前提。

二、融入社区管理，空间需求管理是精细治理的要义

需要承认的是，我国社区规划模式较多地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规划经验，与现行社区管理机制存在一定的不适应。突出体现在西方国家社区具有更强的自组织特征，NGO、志愿者体系更加健全，而我国当前推行的是“党建+社区”模式，基层社区更多地作为城市治理环节的末梢，“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特点显著，对上工作反馈任务重而面向居民的需求响应不够。为此，应进一步发挥规划“公众参与”特点，探索将社区公共空间需求管理，作为联系服务居民的重要渠道融入日常社区管理。结合疫情来看，武汉探索推动了社区卫生分诊网点服务，设置了社区生活物资“无接触”投放点，开展了居民下楼活动分时管理等新管理模式，都可在社区规划的空间布局上予以提前安排。同时，日常状态下面向居民的停车、健身、游憩、遛狗等各类行为活动的空间需求，也应在社区规划和管理时进行充分考虑。

三、打破一次规划，动态社区规划是精细治理的手段

我国现行的社区规划建设，在法定依据上是由政府批复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确定，具有“一次成型”特征。但从社区实际情况来看，随着社区人群的社会结构、年龄结构、家庭结构的不断变化，社区空间需求也随之发生变化。在社区规划响应不足的情况下，部分老旧社区出现私搭乱建的现象。分析其原由，主要是此类社区的人群年龄、活动特征与建设初期相比，已发生较大变化，新产生的生活需求在原有较低水平的配套服务设施中难以满足，使得居民通过自行搭建的方式进行满足。同时，部分政府部门以完善社区配套名义进行建设的社区医疗、养老设施，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和影响了社区居民的违法乱建。疫情期间，武汉基层社区各类临时增补设施，也存在缺乏规划依据、建设标准不统一等问题。破解这些问题的关键，笔者认为要构建一套“动态更新”的社区规划模式，能够对原有详规进行适时修改，并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予以确认，做到依法规划、依规管理。

总而言之，疫情之下的武汉社区，某种程度上集中暴露了当前社区规划精细化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社区作为居民生活空间和社会网络的地域性集合单元，我们应秉持“规划创造美好生活”的初心，在全力改善社区物质环境的基础上，更加注重非物质层面的信息治理、管理机制等问题，并通过创新的动态规划程序、手段进行积极响应，推动实现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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