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按语】 学习与创新：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本土化与创新
纵观现代中国城市规划百年演进历史，其中剥离出一条对待西方规划理论的态度线，可以简单描述为三段: 
A：膜拜段：如饥似渴，膜拜复制；B：变异段：本土变异，谨慎反思；C：否定段：全盘否定，中国独特。
再微观细化到百年中传入中国的每一个具体规划理论和概念，似乎也是经历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粗暴地说，这一个理论正处于膜拜段，抑或处于变异段，更有读者可以骄傲地说，这个理论在中国已经属于否定段了，没人信。

改革开放以来，“可持续发展”可谓从西方引入并对我国规划事业产生整体性、系统性影响的关键理念。1987年，以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发表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1992年6月，联合国里约峰会后，“可持续发展”越来越频繁地见诸国内外学术论文，那时我国学术刊物上多译为“持续性发展”。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规划界在不同阶段受到了西方规划理论的诸多影响，开展了多样化的规划实践探索。随着探索的不断深入，中国规划界也开展了理论方法的创新，对国际规划界作出了积极贡献。

依据《城乡规划学名词（2021）》，城市规划与城乡规划是同义词，本文统一用城市规划来阐述。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理念不是简单地引入与传统的关系，而是全过程的融合，具有突出的时代性和阶段性特征，还深刻影响了国家政策制定。

参与城市规划研究设计工作40年，本人没有机会系统学习和研究国外城市规划理论，但在诸多政策研究、技术标准研究、规划设计项目实践中，一直体会到发达国家先进文明的价值观、理念和方法给予中国的现代化和城市发展很多启发和帮助。

中国近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从早期现代化探索至新中国成立后借鉴苏联规划经验，本质上是一个持续吸收并转化外来理论的“中国化”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城市面貌的深刻变革，不仅仅折射出规划理念与方法的重要作用，更标志着中国城市规划正逐步从对外来理论的“中国化”吸纳，转向立足本土语境的“中国话”建构。

1980年代以来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我国新增城镇人口在各级各类城镇快速集聚，促进了城镇体系的发展和重构，原来以行政层级为主要特征的城镇等级结构逐步转向适应市场规律和开放格局的城镇体系。与实践需求同步，我国学者引入西方城镇化和城镇体系相关理论，开创性地开展了城镇体系规划实践探索，城镇体系规划则随后被纳入我国的法定规划。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然而，城市发展规律表现出远比纯自然规律的复杂性，城市发展既受国际普遍性规律的作用，又受到一个国家具体国情的深刻影响。城市规划理论的建构一定是要基于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知与掌握，因而没有放之于四海皆准的城市规划理论。事实上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其城市规划理论方法也应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时俱进而非亘古不变。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规划逐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制度与实践体系。在此背景下，西方规划理论和方法被大量引入，其中社区是一个典型例子，涉及居住空间、社会空间和在这些空间尺度上的规划、设计与参与。总体而言，社区概念及理论的引入推动了中国城市规划的现代发展，但其应用中也面临着一些局限与挑战。

空间正义（spatial justice）这一概念，源于20世纪中叶西方对城市危机的反思。它强调城市空间绝非一个中性的容器，而是社会关系的映射，承载着权力、财富与资源的分配逻辑。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的“空间的生产”，以及哈维（David Harvey）、索亚（Edward Soja）等学者的批判地理学研究，深刻揭示了空间背后的社会运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