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然而，城市发展规律表现出远比纯自然规律的复杂性，城市发展既受国际普遍性规律的作用，又受到一个国家具体国情的深刻影响。城市规划理论的建构一定是要基于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知与掌握，因而没有放之于四海皆准的城市规划理论。事实上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其城市规划理论方法也应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时俱进而非亘古不变。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量引入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将之用于应对高速经济发展、快速城镇化大潮中的城市问题，并在城市规划建设实践中取得了大量的成绩。但与此同时，西方城市规划理论方法在中国实践中的运用也表现出了诸多的不适应性，或可谓之“南橘北枳”。笔者认为，导致上述不适应性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①发展环境与阶段差异。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是建立在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进程之中的，前后延续了100多年时间，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演进特征。但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一个快速的时空“压缩城镇化”进程，而且在短短的三四十年中同时叠加了工业化、后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等多种环境的影响，其城市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与挑战要远比西方国家复杂，这就导致西方规划理论方法难以完美解释、有效解决中国城市发展中的诸多问题。
②制度环境与体制差异。现代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是基于公民社会、私有产权制度、市场经济、分权化治理等基本制度环境的。但是，中国城市发展所处的制度环境、城市运行的体制机制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差异，例如西方城市普遍实施的区划（Zoning）虽然1980年代末被中国引入并改造为“控制性详细规划”，但是我国的制度基础、管控内涵与实施机制都与Zoning有很大的不同。
③资源与疆域尺度差异。西方国家的自然资源条件普遍要比中国宽松，而且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疆域尺度都无法与中国相比，人口总量、城市规模也与中国相差巨大。这些客观的差异也导致许多西方规划理论（例如城市总体规划、生态规划、交通规划等）在中国城市环境中就难以简单照搬运用，在具体规划实践中必须针对中国实际情况进行适应性的调整。
④社会文化价值观差异。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分权化传统与大一统国家理念、个人自由追求与集体主义理念等社会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中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价值导向。这些差异导致中西方城市规划理论方法的出发点、关注侧重点等都有所不同，例如同样的“城市治理”（governance）在中西方环境中就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简而言之，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关研究与实践中，西方规划理论方法总体表现为“局部适用”，中国对之进行了很多适应性改造与创新，例如城镇体系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治理与公众参与等理论方法都是如此。如今，当中国经济增长与城镇化高潮褪去，当国家提出一系列新发展理念与价值追求，当我们致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时，如何建构“中国本土”的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就成为我们必须回答的时代使命。
由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理论的建构要基于几个重要的来源。
①发达国家理论借鉴。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城市发展中所经历的总体历程及其所遇到的许多问题，也是中国无法回避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西方城市规划理论方法是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的共同成果，无论其是先进经验还是历史教训，我们都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与扬弃。
②历史文化基因传承。无论是坚定“四个自信”还是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首先都离不开“文化自信”。城市空间是历史与现代、经济与社会等多维多重发展的叠合投影，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与价值观、中国传统的山水人居环境观与营城模式等，当然都应该成为建构中国本土规划理论的重要基石。
③国情环境条件影响。中国本土规划理论的建构，还必须基于对中国资源环境、人口规模及庞大疆域尺度等国情条件的深刻把握基础之上。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及最新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的城市现代化”，都为我们建构中国本土规划理论指明了基本方向与行动遵循。
④中国特色治理体系。城市规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理论的建构当然也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的治理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公有制为主的经济环境、政府对公共资源的有力配置等，都在深层次塑造了中国特色的本土城市规划理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