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按语】 学习与创新：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本土化与创新
纵观现代中国城市规划百年演进历史，其中剥离出一条对待西方规划理论的态度线，可以简单描述为三段: 
A：膜拜段：如饥似渴，膜拜复制；B：变异段：本土变异，谨慎反思；C：否定段：全盘否定，中国独特。
再微观细化到百年中传入中国的每一个具体规划理论和概念，似乎也是经历三个阶段，我们可以粗暴地说，这一个理论正处于膜拜段，抑或处于变异段，更有读者可以骄傲地说，这个理论在中国已经属于否定段了，没人信。
倘若再细化到对待传入理论与概念的每一位规划师态度，是不是也是可以分为三族态度呢？比如分为膜拜族，变异族和否定族呢？本期《城市规划学刊》特邀了九位专家的笔谈，共同刻画这幅复杂而深刻的图景。  
一、“水土不服”：西方规划理论在中国的结构性排异
从笔谈中可以清晰地读出：传入的理论与理念在中国的“不适感”绝非偶然，而是源于深层的结构性差异：
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李百浩教授深刻剖析到，在欧洲诞生的基于其城市形态总结的“图底理论”关系等分析工具，难以解释中国传统空间中的"灰空间"与院落哲学。可以提问的是：中国是单一城市文化吗？西方理论对中国传统“灰空间”解释不了，就能解释得了中国现在的城市空间了，对吗？中国城镇内部，集体主义传统与1990年代对“发展是硬道理”本身之间，是不是就是有文化冲突的？西方有个人主义、权利优先的价值观，中国现代化城市中是不是没有这种价值观？没有影响城市发展新空间？欧洲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的文化冲突，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迭代与各个地方文化多样斑斓，可以对中国与欧洲规划价值进行排序吗？是根本不同的吗？
制度根基的冲突：张京祥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传入的规划理论，植根于公民社会、私有产权与分权化治理，而中国的规划本质上是公有制土地制度、政府主导与战略性治理的重要工具。西方根本性的制度，使得诸如西方普遍实施的“区划（Zoning）”在中国必须被改造为具有政府引导色彩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可以再问:西方城市中就没有“政府引导色彩”的城市规划了吗？假如在欧洲近代的城市规划历史中找到“城市公共产权土地上的政府引导规划”，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在中国现在的城市规划中呢？后果是什么？
时空尺度的碾压：王凯院长和曹广忠教授都论及，中国面临的是“时空压缩”的超级城镇化进程。李晓江教授通过其参与的国际合作项目进一步印证，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需要同时应对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等多重挑战，这种“压缩式发展”使得西方线性演进的理论模型难以直接适用。这里三位大专家都找出一个时间密度的差异，所以是传入的理论不适宜不管事的原因。那韩国的城镇化率也是短时间内快速增长，他们的规划理论是不是就可以进入中国城市并适宜了？
增长逻辑的桎梏：肖扬教授犀利地指出，中国城市规划短期内难以摆脱“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这一强大的增长引擎，使得规划在实践中常常异化为追逐短期经济收益的工具，导致“空间正义”理念在强大的资本与权力逻辑面前步履维艰。可以继续问下去的是：一百年中国城市现代规划历史中，多少年是土地经济？多少地方是土地经济？剩下的时段和空间就都是适宜的，对吗？
二、“中国智慧”：适应性改造与主体性创造
面对排异反应，中国规划界并未简单放弃，而是展现出惊人的学习能力与创新智慧。
理念的重塑与升华：张兵总规划师清晰地勾勒出“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中国如何从环保部门的专业概念跃升为统领全局的核心价值观，并最终通过“双评价”“三区三线”等系统性的技术方法嵌入到国土空间规划的顶层设计之中。这是对西方理念的消化与超越。
制度的系统重构：针对“多规合一”前的碎片化问题，中国没有停留在修修补补，而是进行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系统性重构。张兵和汪光焘先生都强调，这是为了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从制度根源上保障可持续发展，是西方所不具备的大规模国家治理体系的整合能力。
社会空间的积极探索：李志刚教授和肖扬教授都展示了在社区层面，中国正在探索融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中间路径。如“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中的“五共”理念，以及在北京、成都等地试点的社区议事会、参与式预算，都是将西方参与式规划进行“行政吸纳”与制度化改造的本土尝试。
文明底蕴的当代激活：汪光焘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哲学思想，为应对全球性的生态与“城市病”问题提供了东方智慧的解决方案。王凯院长进一步强调，文化保护与传承不仅是传统的弘扬，更是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这些思考体现了中国规划对本土文化基因的深度唤醒与创新转化。
纵观各位专家的真知灼见，中国城市规划已从早期的理念引介步入到立足国情的自主创新阶段。百年规划探索让我们清醒：舶来现代规划理论，不是可以直接用的，是用来学习怎么现代地思想的，只有怎么思想走上了现代化，中国的城市规划才能现代化，中国的城市才能现代化。
三. “回归根本”: 什么是西方，谁是西方？
被划为“西方的理论”有多种视角。甲：是因为西方作者提出来的？乙：还是因为基于西方的思想方法? 丙：是因为据西方当地的环境观察而生成的？丁：还是因为在西方发表的？还是同时满足以上所有的条件是才被成为“西方的理论”，甲乙丙丁合论？那日本韩国这几十年传入的规划理论就肯定不是“西方的理论”了，而我们在实践的理论倒是许多被划为西方的了？佛教是西方的吗？我作为主编，想问我们学科的读者，您是甲乙丙丁中哪方的？
如果有一期，我们一起来思考，什么是中国传统规划？为什么规划思想方法要现代化？为什么只有现代规划才有咱们城市的现代化？再来看百年来传入的规划理论与理念，可能我们会说，三段论太粗放了，三族分类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