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规划逐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制度与实践体系。在此背景下，西方规划理论和方法被大量引入，其中社区是一个典型例子，涉及居住空间、社会空间和在这些空间尺度上的规划、设计与参与。总体而言，社区概念及理论的引入推动了中国城市规划的现代发展，但其应用中也面临着一些局限与挑战。
就社区而言，其概念由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最早引入，其能指和所指则与英文中的community、neighborhood等类似，一直充满讨论及辩论。尽管在内涵和边界界定上一直存在争议，但社区概念及其规划应用无疑在新时代得到快速发展，典型如完整社区、社区规划、儿童友好社区等。社区概念与社会空间概念密切相关，均指向人所使用和感知的空间，后者在空间边界上的所指可能也更模糊。在社区规划中，Healey等的协商式规划、Arnstein 的“参与阶梯”理论被大量引用。社区营造、参与式设计、共同缔造等新方法在居住区，特别是老旧小区的微更新、微改造、原拆原建等新模式中得到运用取得成效。伴随社会空间思想的传播，Lefebvre、Harvey等提出的“空间生产”“城市革命”“空间正义”等理念也得到传播。超越经济增长、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的物质空间视角，社会空间理论强调空间不仅仅是物质容器，更是社会关系的表现，不同群体在城市中的空间分布、居住模式与机会结构也是理解城市及其社会公平、空间正义的重要切入点。在居住空间尺度，新城市主义、邻里单元、15分钟生活圈等理念被引入，在重视便利性、功能主义的同时，强调了多样性、混合性、步行可达、社区公共空间和日常生活，与我国历史上的“单位大院”模式有相似性，但更强调生活品质、社会活力。此外，混合社区和公共住房等的概念和建设经验也被引入，为我国的保障房、棚改安置和租赁住房供给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这些理念的引入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第一，它们响应了中国规划界对社会问题及其“空间化”问题的高度关注。市场化下的空间分异、社会分层现象揭示了现代城市社会的不均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推动住房、教育、医疗等议题成为规划话语的重要组成，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建设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愈加关注。第二，依托居住空间规划，我国的城市社区环境得到大幅改善。邻里单元、15分钟生活圈等被纳入规划纲要，社区设施配置更加合理，步行与慢行系统得到更多重视，全年龄友好的社区规划、建设、治理乃至运营成为时代话题。面对城乡户籍二元割裂的现实，规划界高度关注社会融合问题，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保障房社区不仅大量设置共享空间，而且尝试引入公共服务共享机制，打破空间分异、避免社会隔离。第三，通过社区尺度的参与式规划实践，打破了过去“自上而下”的传统规划范式。以广州、厦门、武汉等地的“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为例，通过“行政吸纳”和“社会参与”，贯彻“五共”理念（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理念，解决了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也激活了社会组织，改善了社会网络和干群关系。
当然，这些理念的应用也面临不少挑战。就社会空间优化及实现“空间正义”而言，近年我国城市住房空间分化的趋势加剧，商品房小区、保障房小区、城中村等的空间分异明显，社会融合尚未实现。在居住空间层面，邻里单元、15分钟生活圈在实践中易被简化为设施清单和量化指标，忽略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忽视社会互动的重要性。在高房价、学区化和市场分层背景下，差异化社会群体混合的社区建设难以推进，部分保障房群体的空间分异存在固化趋势。在参与式社区规划上，居民的参与容易流于形式，其意见也可能停留在咨询阶段，缺乏对重大决策的实质影响。此外，一些成功的社区营造案例也多局限于示范片区，无法成为常态。面对这些问题，各地城市也进行了适应性探索，例如北京、成都等地在部分街区试行社区议事会、居民参与式预算，上海在公共空间更新中建立协商程序。这些实践虽然有限，但正在展现制度化、常态化的潜力。
进入新时代，伴随着“人民城市”理念的提出，中国城市规划愈加重视城市社会问题，对于社区及其规划也愈加关注。社区、社会空间、居住空间与参与式规划理念等的引入起到了积极作用，为理解和改善中国城市社会状况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期待提供了新视角、新工具。伴随存量时代的全面到来，这些理念的应用和本土化也面临着新的张力。面向“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我国的住房政策、国土空间规划需要进一步吸纳社会空间和社区理念，以城市更新为抓手，推动高质量的社区软硬件建设，重视强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常态化的公众参与机制，充分吸纳居民意见并转化为决策依据。通过这些外来理念的真正本土化，中国规划可以更好地服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和社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