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从早期现代化探索至新中国成立后借鉴苏联规划经验，本质上是一个持续吸收并转化外来理论的“中国化”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城市面貌的深刻变革，不仅仅折射出规划理念与方法的重要作用，更标志着中国城市规划正逐步从对外来理论的“中国化”吸纳，转向立足本土语境的“中国话”建构。这一转变既重塑了中国的空间布局，又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城市规划的价值追寻。
改革意味着开放，而开放则始于引进。1980年代以来，面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部署，学界通过译介著作、国际会议、海外考察以及国际方案征集等途径，系统引入欧美主流的城市规划理念与方法。从“田园城市”“光辉城市”到“城市区域观”“有机疏散论”，再到“新城市主义”与“生态城市”思潮，诸多西方理论成为中国规划实践的重要参照。功能分区、新城建设、土地有偿使用、分区制（Zoning）等理念，作为关键的规划工具，助推中国在市场经济转型中初步建立起现代城市规划体系。改革开放初期的新城市空间规划（如开发区）就是典型代表，其规整路网、明确的功能分区，高效地支撑了“经济城市”的发展目标，但也埋下了“千城一面”的隐忧。
随着开放的深入，更多元的规划理论被引入国内。西特（Camillo Sitte）的“艺术城市”理念引发对城市历史文脉与现代建设关系的反思；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文化城市”观批判了功能主义至上的城市空间模式；凯文·林奇（Kevin Lynch）的“城市意象”理论推动了认知层面的城市空间分析方法的应用；道萨迪亚斯（C. A. Doxiadis）的“人类聚居学”则为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启示。 这种“中国化”的吸纳，其重大意义在于以开放姿态实现了城市规划的“现代启蒙”，打破了以往工程思维和单一功能分区主导的规划范式，推动城市规划从“物质设计”逐渐转向“公共政策”和“空间治理”，提升了规划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从而支撑起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为中国数亿人口安居提供了物质空间框架。
然而，这些源于西方语境的理念与方法，在应用于中国——一个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路径均有显著独特性和差异性的语境时，也日益显现出局限性与不适应性。主要表现有：一是规划对象与空间尺度。西方的狭域型城市政区体制决定了其“单个城市、市域-城区”的规划内容与方法，而中国自1983年实施“市管县”体制后，需发展出适配广域型市政区、以“群体城市、市域-城市-城区”为对象的“区域-城市”空间理论与方法体系。二是理论理解存在表层化倾向。如对欧美郊区新城的借鉴，往往着眼于空间形态，未能深入理解其背后真正的意图——通过严格的土地利用控制规划维护中产阶级的房地产价值。三是中西城市空间文化本底不同。如基于西方城市形态总结的二元“图底理论”，难以直接套用于中国蕴含“灰空间”与传统院落结构的城市肌理，需拓展为“图—衬—底”等更贴切本土的三元空间分析模型。
正是这些现实困境，激发了中国城市规划的主体性意识，推动其从“学习者”向“创作者”转变，从外来理论并本土化的“中国化”吸纳迈向“中国话”的体系建构——以本土思维和话语回应规划中的哲学、文化、治理、技术议题。如“人民城市”等理念的提出，“一带一路”、南水北调、高铁网络、平陆运河、国家中心城市体系等重大工程与战略，以及区别于西方城市化路径的城镇化模式、不同于美国分区制的控规方法、强调整体保护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等实践，共同体现出正在重构以“中国思维”为内核的规划价值取向。
应该认识到，从“中国化”吸纳到“中国话”建构的转型虽已起步，但仍任重道远。未来中国规划的“中国话”体系建构，应在批判性吸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深入推进中华传统规划遗产的现代转化，并持续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划理论与方法。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构建起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城市规划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