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正义（spatial justice）这一概念，源于20世纪中叶西方对城市危机的反思。它强调城市空间绝非一个中性的容器，而是社会关系的映射，承载着权力、财富与资源的分配逻辑。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的“空间的生产”，以及哈维（David Harvey）、索亚（Edward Soja）等学者的批判地理学研究，深刻揭示了空间背后的社会运作机制。城市的空间格局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而是权力互动、资本流动与制度安排的结果。因此，空间正义不仅仅关乎住房、绿地、交通网络等资源分配的均衡，更在于规划过程是否透明，居民是否拥有参与权，文化认同是否得到尊重。近年来，国内学界逐渐超越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视角，将空间正义引入研究与实践之中，把它视为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社会治理与公共政策转型的重要切口。
1. 从理念到实践：迈向空间正义的中国城市规划
在中国城市规划实践中，空间正义的理念已逐渐渗透到城市更新、公共服务配置和交通可达性等领域。例如，在城市更新与棚户区改造过程中，如何平衡开发收益与居民安置，正是一个突出的空间正义问题。部分实践显示，如果在改造过程中能够保障原住民的合理补偿与优先安置，同时保留社区的公共空间与文化记忆，能避免“改善环境”演变为“排挤原住民”。再如，差异同样折射出空间正义的困境，教育、医疗和绿地在中心城区和边缘地带的分布差异明显。许多城市正在尝试通过政策倾斜、财政补贴甚至跨区协调来缩小差距，从而提高整体公平性。交通领域的讨论也日益强调交通网络不应只服务于高效率的经济运转，更要关注弱势群体的出行成本与便利性，使交通成为社会融合的纽带而非壁垒。值得注意的是，空间正义在城乡关系中同样面临突出挑战。长期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导致资源、人口与公共服务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严重失衡。这种不平衡不仅体现在硬件配置上，而且表现在制度与政策倾斜上，农村居民往往难以平等地享受城市公共资源。近年来，随着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推进，一些地区通过城乡一体化交通体系建设、城乡教育医疗资源共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尝试弥合城乡差距。但在实际操作中，资金不足、治理碎片化以及城乡人口流动带来的复杂性，仍使城乡空间正义的实现充满挑战。如何在城乡规划中同时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与公共服务获取，已成为检验空间正义能否落地的关键环节。
2. 从分配到包容：空间正义的实践困境与深层挑战
尽管如此，空间正义在中国的落地依然面临复杂的挑战。首要矛盾在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这种增长逻辑使得规划往往优先考虑短期收益，而忽视长期公平。权力与信息的不对称，使得政府与开发商在决策中占据主导，普通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声音常被边缘化。虽然近年来公众参与机制有所探索，但距离制度化和常态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为棘手的是，当下学界提出的空间正义评价框架往往偏重“分配正义”，而“程序正义”和“认同正义”如何量化、如何嵌入政策流程仍是难点。此外，住房、交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分属不同部门，导致公平导向难以落实。换言之，空间正义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规划议题，而是深层次的体制与治理问题。
3. 从共识到行动：实现空间正义的多元系统路径
要推动空间正义真正融入中国城市规划，需要在制度、财政、技术和治理机制上做出系统性创新。首先，应将空间正义指标纳入规划评估与政府绩效考核，例如以公共服务可达性差距、居民安置满意度等作为衡量标准。其次，财政与土地制度需适度调整，减少对土地出让的过度依赖，同时探索将土地收益部分回馈于社区的机制，以保障公共利益。再次，要通过信息公开、第三方评估与社区赋能，切实提高弱势群体的参与度，使规划过程更具透明性和包容性。跨部门协同机制也至关重要，只有住房、交通、教育等政策在空间层面实现联动，才能形成合力。最后，随着大数据与空间分析技术的发展，建立开放的城市空间数据平台，开展公平影响评估与可视化分析，将有助于让空间正义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工具。唯有如此，空间正义才能从学术的讨论真正走向城市发展的日常实践，成为推动中国城市更公平、更可持续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