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在中国区域发展中最具整体竞争力。区位及自然条件佳，经济总量及发展水平强，产业结构多样，发展动力多元，文化底蕴及人力资本雄厚。在经历了市场、政府，中央、地方，小城镇、中心城市，内生、外生等多模式驱动下，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可谓范本。
但一体化是一个持续的、不断调整和调解的持续进程。在过去，长三角的区域一体化在区域交通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环境保护联防联治、纵向传导和横向互动的政府间协作和治理能力建设等方面持续螺旋式进展，从区域治理的角度，这些方式将仍然是未来的关键选择。
作为国家综合发展和一体化水平最强的地区，在国家高质量发展理念下，长三角未来的一体化的方向必然也是高质量面向的。在新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下，一方面，长三角地区在国家发展模式转型、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中的“龙头”和“引擎”任务更加艰巨；另一方面，与其他地区一样，长三角地区本身也面临着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动力的多重挑战和问题，尤其是如何提升投资的经济回报和产出水平，如何激发投资和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等方面。据此，让长三角更集聚来促进创新和繁荣发展、更韧性来促进复杂系统的可适应性和安全性、更有文化凝聚力重塑长三角的人居“天堂”辉煌，是规划领域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战略考虑。
第一，多尺度空间联动。首先，世界级的城市群都是在不同的区域尺度发挥“掌控”影响力的，无论是大纽约地区、大东京地区、大伦敦地区还是其他世界级城市地区均是如此。长三角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江浙熟天下足”，近代曾是远东地区的龙头和中心，在改革开放后，在沿海和沿长江发展中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龙头作用。实际上，长三角地区的不断“扩容”趋势中，也可以看出其直接影响力的多尺度扩张和变化规律。从规划来讲，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沿海地区重要城市和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上海经南通北上连云港、日照到青岛，乃至天津大连，上海经宁波南下温州、宁德到福州、厦门，乃至广州和北部湾，进一步巩固推动经徽沿江地区，链接中三角区域，进一步辐射川渝地区；另一方面通过国家高铁等区域交通廊道，促进与江西、湖南、贵州到云南、西藏等西南方向，促进与安徽、河南到陕西内蒙古等西北方向的要素流动，进一步提升长三角的掌控能力，提升上海的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等地位。其次，在外延扩容的同时，“核心”地区，尤其是沪宁杭为中心的江浙沪地区也更需要提质集聚的一体化路径。在经历了长达30至40年的快速发展后，经历了初级要素驱动发展、投资驱动发展之后，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进入了到创新驱动发展的阶段，一个可谓全新的“调节”周期开启：新的起步、腾飞、加速和匀速阶段周期，新的从非均衡到均衡周期，从增长极、轴带到网络的发展周期。在集聚、密度和规模报酬递增的理念下，“回归东部地区、回归特大城市、回归中心城区”是当前阶段创新驱动、投资汇报、财政等风险规避的重要理念，这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在狭义的长三角地区，上海、南京和杭州等中心城市高端服务业实力、人力资本水平、科研创新能力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同时推动以上海、南京、杭州等为中心的都市圈建设，也是同样的道理。在未来，不遗余力地在特大和超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在都市圈等的公共资源的投入和规划引导是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空间措施。
第二，遵循复杂巨系统的发展规律，提升和发挥韧性和适应性发展能力。长三角地区可谓一个复杂巨系统，体现在自然、经济、社会以及城乡聚落等各方面。对于这样一个巨系统，规划一方面需要通过工程技术手段、智能智慧方式来精细化的治理、安排，规避风险、提升绩效；另一方面，在精细化负面清单和严格明确生态和灾害底线空间管控的基础上，需要提升和发挥区域的韧性和适应性能力，发挥长三角自下而上地方和民间社会创新和适应性探索的能动性。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今天，更需要发挥不同层级人居单元的比较优势，创新智慧要注重民间、社会力量，创新驱动要注重市场驱动、地方能动，繁荣和创新不能完全靠规划、靠政府。
第三，重塑人居天堂辉煌面向的一体化。未来长三角地区的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出口加工、制造业发展、地区生产总值，而且也应将文化凝聚力、山清水秀的人居环境等视为投资和宜居的关键要素。当前至关重要的经济发展也不仅仅取决于进出口、消费和投资，人力资本的吸引和集聚也应成为重要的方面。历史上，长三角在生态、文化、社会等方面吸引了五湖四海的人，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地区文化和人居环境。世界上其他发达的城市群，大伦敦地区、大纽约地区等也无时无刻不重视区域的文化凝聚力、区域的生态环境品质和世界影响力。下一步的区域一体化应该把重塑天堂人居辉煌作为重要的目标。首先，要拨乱反正，构建江河湖海洼、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体系；其次，要保护传承好长三角的世界瞩目的多元传统文化遗产；第三，要通过一定的空间激励措施，为未来的文化蓬勃发展提供载体和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