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先生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中国历史城市保护的先行者和著名专家、我非常敬重的师长前辈和学界楷模，也是多年“忘年之交”的朋友。我第一次见到阮先生，印象中是在苏州研讨古城保护相关规划设计工作，其时阮先生带了几位优秀的博士生参加，其间我聆听了阮先生关于苏州古城历史保护的重要观点和研究成果介绍。当时我在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工作，作为苏州古城特邀顾问齐康院士的助手参加了会议。其后，我多次应邀参加阮先生及王景慧先生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评审和答辩，这些论文选题都是有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方法和法律法规建设的内容，对于当时对名城保护意义和学术价值尚一知半解的我，是学习阮先生及其团队的历史文化保护学术思想的极好机会，他指导的博士和团队合作成员很多后来都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专家，是今天城镇历史保护领域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的一支学术力量。
在认识阮先生之前，我已经通过《中国城市建设史》教材和《城市规划汇刊》上的论文，初步学习过他早年的—系列古城历史的田野调查和研究论文的精华。改革开放和中国疾风暴雨式的城市化进程极大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和经济腾飞的进程，取得世所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在此进程中，经济发展优先和工业化、标准化、批量化的城镇扩张发展方式也给我们的历史城市、历史城镇和乡村历史遗产和文化传统带来某种意义上说是“釜底抽薪”式的破坏和负面冲击。于是，一批有识之士纷纷挺身而出，加入了名城名镇及大量性的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守卫者”的队伍中，他们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中的筚路蓝缕的开创性工作，促使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的诞生，以及一系列历史文化街区、城区和地段保护制度、规范条例和实践探索的出台，一定程度上，这些工作有效遏制了当时中国城市非常普遍的“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的激进式发展扩张，其中，阮先生就是最有代表性和最为杰出的学者之一。今天，我们之所以仍然能够完整看到并体验到苏州、扬州、丽江、平遥和江南环太湖等诸多历史名镇的文化底蕴和历史风采，是与阮先生多年来呕心沥血致力于历史城镇保护的理想守望、学术坚守和保护实践密不可分的。阮先生在历史城市保护方面的学术造诣和理论方法实践成果获得了国内外的崇高赞誉，曾经获得过一系列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等在内的国内外重要奖项，在业界和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持续影响。当今天探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的事业和成就时，我们最先能够想到的就是阮先生的贡献和成就，高山仰止。
2021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首次提出系统完整保护传承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从空间范畴、时间跨度、体制机制等多维度体现了新时期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新要求。今天的历史文化保护的范围、对象和尺度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扩展，如尺度和范围已经拓展到国家文化公园、国土空间、遗产对象需要将物质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密切结合等。在城市尺度上，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更新行动结合可能是中国城镇化下半程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命题之一。个人认为，在很多场景中，历史文化保护都是城市更新的前提，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而言。
在此，我简要谈一点关于历史文化保护工作的认识。
一是科学保护。就是要挖掘城市的历史文化，遵循城市发展的规律，找准历史文化保护中的共性科学问题，积极开放并有针对性地运用新科技，特别是新兴的各类数字技术，探索城市形态“一果多因”的建构机理，并将物质和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等量齐观。
二是精细保护。就是注重不同历史文化保护对象中的不同“颗粒度”，注意“尺度效应”，用“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保护工作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应对象属性制宜的精细化水平，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
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说，规划师、建筑师和设计师要积极介入项目的策划、投资和运维管理，与社会资本开展有边界的合作，与利益相关人协商项目操作实施，同向发力，正和多赢，真正实现城市共建共享、共治共管。
四是历史文化保护要与规划长效管理相结合。通过历史文化保护的社会共识，积极将设计成果参与到城市空间治理和人居环境品质的提升优化和管理中。
城市的本质属性是荟萃、并存和拼贴。历史城市、历史城区、历史街区建筑保护和城市更新肩负着重建城市社区人文场所的使命，数字虚拟世界虽可部分重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认知，但那些沐浴在真实的空气、阳光、绿荫环境中，饱含历史信息、文化底蕴、岁月包浆的城市、街道和建筑对于人们具身在场的体验，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作为阮先生晚辈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同道学者，我对阮先生在历史城市保护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再次表示由衷的钦佩和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