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仪三先生在1981年暑假，选了我们78级的4位同学和77级的同学一起到山西平遥，去做古城保护规划和设计。这一次实践使得我有机会看到中国古城丰富的遗产，从内心中建立起对历史文化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可以说是旧城保护价值观的建立，另一方面也让我直接感受到山西历史文化古城保护的紧迫性，尤其在政策上、技术上、资金上和人员上的迫切需求。因为有了这段平遥古城的保护历史，不仅是和这些77、78级同学终身成为好学友，更是对阮仪三先生执着投入于历史文化保护的热情，以及内生性的动力有了发自内心的尊敬。
可能在社会上都认为阮仪三先生是位斗士，实际上，阮先生不仅是一位斗士，就我对阮先生的四十多年的学习，我觉得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完成了开拓性的、有历史意义的六大功绩。
一是挖掘了一大批城镇的历史史料，尤其是在县志和市志中摘录了大量的一手笔记。在1980年代的城市规划学刊（当时称为《城市规划资料汇编》）经常有1—2个版面的原始县志学习记录笔记的刊登，系统性总结城市史料的先河，激活了一大批城市建设史料；后来有了今日的全国县志集的集成出版，这是这一条学术线发展至今的集大成，是从县志、市志的资料挖掘的一脉相承，有力地保护、提炼了我国的县志历史资料，实际上是开拓了中国城镇文化遗产县志札记整理方法。
二是从平遥开始，阮仪三先生没有辜负陈从周先生对他的引入和培养，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城市大规模转型发展的历史阶段，成为城市历史保护的一面旗帜，在同龄人中成为卓有功勋的学者。阮仪三先生的“刀下留古城”的声音成为许多旧城拆迁中的一道强有力的威慑，使得多少城市在要拆除老城的最后一刻改变了决策。如福州三坊七巷，是福州成为中国唯一获得首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的理由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撑。
三是培养了一大批历史保护人才，成为我国历史保护界的骨干力量。阮先生在历史文化保护中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城市历史保护的专家，并产生了国际影响力，如张松教授、邵甬教授、周俭教授以及他们培养的一批学子，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保护学界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既知道世界目前最新的文化保护趋势，又理解中国特别的需求并与本土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创新结合。
四是培育了一大批历史保护专业队伍，包括基金会、研究中心、专业团队等，保证了我国历史城镇保护工作的有序进行。阮仪三先生建立、培养和建构的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方阵是一个系列集团，除了学术研究外，还有基金会、规划设计院、各地研究中心中的骨干，一个立体的、复合的覆盖国内外的生态网络逐步形成，这是区别于传统的个体学者的时代创新。我在平遥参加了阮仪三教授创新中心的成立，更让我看到了这个生态群落扎根在祖国大地的强大生命力。
五是凝练了一套古城保护理念、工法和方法，是历史保护事业的精髓，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的历史文化保护事业不仅是概念上的、理论上的，更是技术方法上的突破。我在湖南和贵州的一些村镇保护中看到了阮先生发起的大量的历史古镇和古村保护夏令营，每年组织了研讨会、从木工操作开始的工法实验、人才培训、技术方法的凝练，这是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领域非常难能可贵的不断凝练和地方特色的规范建立。在纯物质加工保护技术的同时，还有在历史保护中的一些技术规范、法律文本和操作手册、程序规则的形成，也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这些都需要继续进行系统化整理。
六是铸造了“仪三精神”。阮仪三教授不仅是一位保护古城镇的斗士，更对各类优秀文明怀有强烈的挚爱，对学生怀有真挚的关爱，对学问怀有纯真的热爱。阮先生在外经常给人以斗士的形象，实际上都是他对于历史遗产、对于青年学子、对于真学问的大爱，凡破坏了历史遗产、凡碰到了对青年学子的贬损、凡见到了对学术的亵渎，他都会拍案而起，大家应该理解这是阮先生大爱精神的所致。没有这种大爱就不会有这种疾恶如仇的拍案而起，阮仪三先生的三个大爱精神，外在表现出的才是三个呵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