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中国的城乡现代化，探索中国式城乡现代化的途径，是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的重要使命。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一直是中国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目标。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1978年邓小平将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政府工作的重心。进入21世纪，“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提为第五个现代化，加入了“社会”的内容。根本而言，所有这些现代化都离不开“人”，人的现代化是一切现代化的动力——正是具有现代意识的人，引发了对经济、科技、国防、社会现代化的追求，故一切现代化都起源于人的意识的现代化。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就高举了“德先生、赛先生”的旗帜，认为中国的进步必始于人的进步。在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已是举世公认的现代化国家，但是仍然面临着现代化的大量工作，一个重要内容仍然是人的素质的继续提升。

人的现代意识推动了一切事物的现代化，而这些事物的现代化必须和人的意识现代化相适应。例如，由于现代人需求的推动，第一代互联网实现了可阅读，第二代互联网实现了可分享，现正起步的第三代互联网要实现可拥有。这样的技术进步有助于人类的进步，但也有赖于人素质的相应提升。如果事物的现代化程度超越了当代人的素质水平，就可能造成负面影响。若是网络使用者及管理者的素质不相配，可拥有的互联网就可能带来问题而不是福利。因此，人的现代化是科技现代化的动力，而“科技向善”则是推动人自身不断现代化的动力，两者互相推动，互为制约。大数据、AI、算法等现代科技都必须和使用者、管理者的素质相匹配，否则可能被误用、滥用，在疫情防控中出现的一些弊端就是证明。

由于人是现代化的动力，而人的进步永无止境，所以现代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可以计量的结果，或一套普世适用的指标。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胆敢宣布已经完成了现代化，或把自己在某个时间点的经济社会指标当作衡量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标准。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为后来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包括某些可计量的物质性指标（如生命期望值、教育水平等），由此建立的衡量现代化水平的国际共识，成为联合国划分国家发达程度的依据。但是这些指标大多给出一个范围，而不是固定的数字，故机械地照搬某些国家的现代化指标来确定自身现代化的标准，实践意义不大，因为“现代化”的内涵及意义都是相对的、与时俱进的、因地而异的。现代化意味着发展，包含了发展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途径两个部分，两者都高度依赖于背景（context-based）。不同国家的国情及发展阶段决定着其现代化的目标及途径。S.亨廷顿在讨论现代化进程时曾提出，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被认为现代化的国家，其现代化进程从1649年到1832年经历了183年。但是我们看到，自1832年至今，英国仍然在继续现代化的道路上，并无停止。1832年时标志着英国进入现代化的那些指标，早被英国自身超越，也被其他国家所超越。英国现代化的途径，如经济上靠海外殖民积累资本、政体上的君主立宪，也没有被大多数现代化国家所采用。大量新兴国家实现现代化都不是靠海外殖民积累资本而是靠国民努力，中国就是典型。结论是：现代化的目标，以及实现现代化的途径，都没有模式定制，都应由一个国家的人民所决定。也正因为人是决定现代化的根本因素，所以人的现代化必须先行，是一切现代化的基础。

以上的基本认识也许有助于讨论城市规划及中国式的城乡现代化问题。中国式城乡现代化当然必须根据中国国情，当前中国城乡建设的国情是，城市及大部分乡村的基础设施、居住环境等都已基本进入现代化，成绩斐然，但仍有不足。城市规划已经并将继续为城乡现代化作出贡献。规划的贡献主要是物质上的，物质上的现代化仍有短板，仍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少做锦上添花的事，特别是在建设资金有限之时。但更要关注的是，某些领域里物质的现代化超越了使用者及管理者素质的现代化，两者不匹配。例如现代化城市治理中，如何实现社区管理的现代化，不能仅靠智慧城市及现代科技，靠花费巨资在管控设施及技术上，而要努力提高人的素质，不仅对居民，而且包括社区工作者及城市决策者。明代文人徐贲说，治理和教育是同义的，治理就是教育。人的现代化教育也是与时俱进的。当前，以人为本、理性包容可以是两个重点。以人为本就要真正为人民服务；理性包容就要尊重科学，尊重服务对象；可以说两者是现代版的“德先生、赛先生”。城市规划要发挥更大作用，应先以现代人的意识来评估城市建设、治理的已有成绩与不足。城乡现代化不仅取决于规划建设的结果，也取决于规划过程，尤其是由下而上的需求和自上而下的决策的沟通，要警惕规划决策对居民的“施与”“管控”心态。以人为本的、理性包容的规划过程可以教育使用者及管理者，也教育规划师自身。

归根结底，现代化始于我们每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