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1994年，我师从李德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博士点在1986年即已设立，我入学时也已有几位学长在册，但机缘巧合的是，我竟成了第一个拿到学位证的规划博士。

回顾当年博士研究生教育，尚在制度的初创时期，不完备是肯定的，但以学术和研究为核心而不是围着管理方便来组织整个流程，至今仍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围绕研究方向和课题因材施教

根据博士生培养计划，除政治、外语和二外等有专门的上课要求之外，专业课程有两门必修课程，但没有集中授课，是由导师安排并打分给成绩的。入学初我就曾问导师怎么做，他很简略地说：根据研究方向和问题，读书+和导师交流+读书报告。

也许当年没有集中讲授的专业课，博士生少是一个原因，但在随李先生学习过程中体会到，这更多是一种教学理念。从研究生阶段开始，李先生就一直强调，研究生是来做研究的。那么做研究就是以课题为核心去探究，因此每个人的研究方向、需要的知识结构是不同的，每个人的知识基础也不尽相同，没必要都上一样的课、听一样的内容。如果研究中碰到什么问题，缺什么知识，自己去补，这样学得更扎实，效率也更高。

二、“放养”

我们经常自嘲我们的博士生培养是“放养”的，因为导师并不硬性规定你做什么和不做什么，需要和导师交流也由学生主动约导师见面。但“放养”对导师和学生而言，并没有带来多少轻松反而压力更大。从学生角度讲，相比于“圈养”，需要有更多的自觉，至少要自己去找“食”，还得知道吃的东西对不对。

专业课程由导师负责，也逼迫学生主动找老师汇报研究进展，因为要拿到学分，就必须完成相应的作业，按李先生的说法就是“你要有东西和我聊”。学习、研究是研究生自己在做，导师负责指导、纠偏和往深处引领，他的职责不是来回答你的问题，而是来看你解答问题的内容、方法对不对，是否足够深入，因此每次见面汇报，充分的准备是必需的。

在第一学期课程作业的过程中，李先生提到可以和其他博士生一起多交流，让大家评论评论你的学习体会是不是有新的内容，还有往哪个方向发展的需要。于是和在读的师兄一起策划组织了学院的博士生沙龙，第一次沙龙讨论的就是我的读书报告。后来李先生在看过我提交的读书报告后说，整理整理后去发表吧，发表后我就有理由给你打高分。“放养”真的不是放任，时不时的点拨和敲打也在推着学生向前行。对“豪斯曼巴黎改建”“田园城市”“功能分区”等认识的纠正，在后现代、解构已开始盛行的时候对帕森斯社会系统化分析框架的引介等等，有的只是几句话，但直接形塑了我对学习、思考和研究的认识和方式方法。

三、广泛参与教学和学术交流活动

作为制度性的要求，博士生除了培养计划规定至少要参加一学期的教学实习之外，还要参与导师所在的教研室（研究所）的科研教学活动，这就有更多机会向其他老师请教。在博士生期间，我参与过董鉴泓老师、陈秉钊老师的课题和项目，还和几位年轻老师一起合作，也参与过陶松龄老师、钱兆裕老师等的工作。

研究生参与教学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我在博士生阶段，参与了一个城市总体规划设计课的全过程，从现场调研到课程设计的完整过程；参与过一个毕业设计的教学；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各讲过一堂课。这些教学工作都是由教研室安排的也非导师承担的课程。从自己理解到让别人理解、从自己会到教会别人，并且和多位老师合作，实际上都是知识组织和完善的提升过程，对于研究的深入及其表达也是极重要的训练。

在博士生期间，还参与学院的一系列国内外学术接待和交流活动。有一次，李先生安排同为博士生的张兵和我去给一个在上海举行的国际会议做大会发言的翻译，着实把我们狠狠地捶打了一把。也正是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听说“sustainable development”这个词，当时都不知道其确切的含义和对应的中文名词。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年研究生出境访学还被严格限制的情形下，我能够去香港访学一个月实属不易，导师和多位老师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