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高考前夕，面临填报高考志愿我不知所措，因为这是对自己今后将从事的职业或人生道路的选择。我的家里还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因此也无法给我出主意。听一位同班同学的哥哥说，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两个专业都是很好的，于是我就把他们作为第一志愿填报了。成为同济规划专业的学生，这是我人生的一次最重要的选择，也是我至今最值得庆幸的机遇，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幸运。尽管在本科生的学习期间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正常的学习进程，没有真正学习到专业课程，但在学校所受的基本功的训练使我们具有了自我学习的良好素质，同济城市规划专业的品牌使我遇到了幸运的转机。1973年，重庆市建委恢复了在“文革”之初被撤销的规划处，急需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他们得知当时我所在的单位有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毕业生后，就把我从十八冶金建设公司调到了重庆市建委规划处，于是我结束了在建筑工地当混凝土工的生涯，归队成为了技术人员。当时的处领导在年终总结会上说了一句我十分引以为豪的话：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毕业的就是不同，说拿起就能拿起！

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同济大学那年在国内院校中首开也是唯一的一所院校招收城市规划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我又幸运地成为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城市规划研究生（当年仅有2 名），荣幸地成为我国城市规划学科奠基人金经昌先生及董鉴泓先生、陶松龄先生组成的指导组的研究生。这可以说是我人生的又一次重大的转折，锚定了我之后作为一名城市规划师的职业之路。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几乎当时建筑系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老师都为我们开课和作讲座，把他们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传授给我们，让我们一起站到了学科知识的最前沿。同济大学所办的《城市规划汇刊》（后更名为《城市规划学刊》），是当时我国高校所办的唯一的城市规划学术刊物，是我们汲取学科前沿养料的重要途径。1980年我有幸在其上发表了我的学术论文处女作，由此走上了科研探索之路。1979年我和张庭伟有幸随从李德华、董鉴泓、陶松龄等几位先生去北戴河，几位先生是去参加同济、清华、重建工等院校合编的城市规划专业教材会议的，他们所编的教材即为新时期的城市规划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石。我与张庭伟在几位导师的指导下参与了北戴河旅游度假区的规划设计，这种真刀实枪地参与实际项目设计、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方法现已成为城市规划教学的优良传统。我们也在金经昌先生的指导下参与了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九华山风景旅游区规划以及杭州湖滨地区规划设计等项目。研究生毕业之后，无论在大学教书还是在规划局工作或跻身于规划设计单位，金先生的“城市规划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诲，以及他的耿直与做事的认真之情，一直激励着我无悔地奔走在城市规划的专业道路上。

2002年底我在厦门市规划局办理了提前退休的手续，不久便收到了由吴启迪校长签发的聘书，聘我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于是我第三次走进同济校园。这时的同济大学已是在我国最先培养城市规划博士研究生的院校之一，为我国的城市建设事业培养了众多的骨干人才。

如今的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科已是蜚声国内外名列前茅的学术高地。在同济大学开设规划设计课程百年之际，回想自己在母校的学园里成长的经历，目睹城市规划现代学科的发展，我为自己能选择成为其一员而深感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