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同济大学的缘由

1955年我从部队复员，决计读书，我的姨妈叶懋英是同济附中的校长，她鼓励我考同济大学。同济大学的建筑学很有名，要加试素描，我从小喜欢美术，而且学制是六年，我觉得要学就要好好学，六年制肯定学得更多，所以就有了报考同济的想法。当年同济建筑系分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专业，1956年城市规划第一次招生，我考进来以后进行了教育革命，规划就改为五年制了。一至三年级和建筑学专业合班上课，特别强调专业基本训练，我记得当时高等数学课是120学时，而素描课却达到了 130学时。

二、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雏形

当时规划学科的发展有两个方向：一是德国派金经昌先生与建筑学（冯纪忠先生为主）相结合的城市规划，另一派是苏联派杨佩昆老师的偏工程规划的城市规划。这也导致一度城市规划从建筑系分离出来归到城建系（交通工程系前身），后来又回归建筑系的变动过程。董鉴泓先生当时也不赞成规划从建筑系分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徐循初毅然回归到规划专业，并开创了城市交通的全新研究方向。

三、“城市建设史”课程的开设

德国魏玛大学雷台尔教授的到来，提升了同济规划学科的高度。他建议开设“城市建设史”课程，1959年董鉴泓先生听取雷台尔的建议决定开始搞“城市建设史”。城建史课开设后，董先生按欧洲城市史的体系开始进行课程建设，按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时期进行研究。董先生让我研究近现代，其实我对古代更感兴趣。我和董先生在1961—1965年期间，每年暑假都一起去全国各地做古城调研。平遥就是在那时的调研中发现的，我撰写了城建史教材中平遥等古城部分的初稿。我还把调研明代雁北防卫体系的材料写成论文在《文物》期刊上发表，这些都成为后来城建史教材的组成部分。董先生讲课，我做助教，把资料整理后作为讲义发下去，当时的讲义都是油印或手写的，我每节课都新备教材，当时还不能做幻灯片，手画A1大图裱好后挂在墙上。当时有很严格的讲课考核，我试讲，金先生和冯先生都来听课，我被吓得脚抖，也破格地开了新课。

当时的目标就是把城建史的教材写成，董先生在《规划资料汇编》（《城市规划学刊》的前身）开辟了“城市志”专栏专门刊登我们调研的资料。当时编辑陈运帷老师对此很欣赏，还特别给我篇幅。这些也是《中国城市建设史》教材形成的重要基础。后来有许多资料，我编写了《古城留迹》和《古城笔记》。

四、同济规划学科发展至今的动力来源

同济规划学科最大的特点就是与国家发展形势密切结合，与实践紧密结合，真刀真枪，摸着石头过河。同济规划学科的热点一直与国家发展形势紧密相关。1958年“大跃进”，我们三年级的去金华、绍兴做规划，四年级的宗林去贵州、郑正去江西做规划。当时规划还参与千岛湖水库的相关决策制定，比如选择淹掉哪个城镇，山上道路选线时我们搞不清楚，喊徐循初来现场看，看好就当场画图，编制方案。当时的规划原理课和设计课的内容都与学科热点紧密结合，如针对当时的“小—中—大城市”的总体规划、车站和码头等交通设施的详细规划等。到现场去也是规划设计课一大特色，当时走遍了苏州、杭州、绍兴、宁波、扬州等城市，测绘作业和课程设计场地的选择和作业要求的制定我们都参与了全过程。

五、同济规划学科建设从未间断并不断完善

尽管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同济规划学科活动却一直没有间断。1962—1965年规划专业稳步发展。“文革”开始后，1966级的学生仍然上课；1972年复课闹革命，后来“五七”公社，到安徽“小三线”，仍然坚持教学，主要是给工农兵学员上课。我们边当老师边当学生，要教许多新课，建筑学和工民建专业知识都学会了，也学会了工地实施的“关切”“翻样”，当地工人和干部都惊叹这些同济人怎么这么厉害！在这期间教材编写仍在进行，成立了教材编制小组，我担任副组长，组长是徐瑞麟老师，他后来做了同济大学的教务处长。针对文化课基础薄弱的工农兵学员，采取一边请老师补文化课，一边把画法几何、测量学、初步设计等专业课同时跟上的教学方案。当时工民建、地下系和市政专业混在一起上课。一直到1978年恢复正常教学，把“文革”前的教材和后来编写的都完整整理出来，《城市规划原理》《中国城市建设史》等一部部先后出版。1982年研究生教育开始，张庭伟、马武定、李晓江和孙安军都是早期的研究生，因为当时董先生在国外主持规划项目，我就帮董先生带研究生。此时，基本课程设置已经恢复到“文革”前。

与此同时，董先生又进一步进行了非常重要的新的学科建设部署，并给系里老师做了分工：总体规划由金经昌和陶松龄老师负责；园林绿化由邓述平、臧庆生和丁文魁老师负责；城市建设史由董鉴泓老师和我负责；城市交通由徐循初老师负责；城市环保由何林老师负责，城市对外交通由宗林和钱兆裕老师负责；城市详细规划由朱锡金和郑正老师负责；城市系统工程由陈秉钊老师负责；城市区域规划由陈亦清老师负责；城市社会学由黄承元老师负责。后来根据这些研究方向，全部都开出了课程，大部分都编写成了教材。《中国城市建设史》《城规原理》先后获得了教育部一等奖，《中国城市建设史》台湾也翻印出版了。后来我编写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是博士生、硕士生专用教材。

六、干部培训班的开设

早在1958年，建设部就委托同济大学规划专业开办城建领导干部培训班，招收团级和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都由单位选送。当年一共办了两三期。后来还有几位学员想继续进修，就插班到三年级本科生中学习。这些学员后来都成为同济大学和各地方规划建设部门的领导，比如曾任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侯东昇和王茂荣，任保卫处处长的王明扬、史殿军等。同时培训班为各地方规划建设部门输送的人才也为规划系基于实践的教学特色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1981年，建设部重启干部培训班，仍然委托同济大学规划系举办，第一届是陶松龄先生当负责人，我担任班主任。学制是3 个月至半年为一期。开班的时候非常隆重，部长亲自来讲话，校长也来了，来自各大院校的著名教授负责授课。开设有一年制的证书班，比如详规设计班，培训完成后颁发专业证书。还有干部班（局长班）学制3个月。我专门开办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技术骨干培训班，共3期，为历史城市保护起了重要作用。应各种要求开办了总体规划、城市设计、基础设施等为期3个月的证书班。1983年起，我开始担任干部培训中心主任，一直做到1995 年退休。我为干训班编写的教材《城市建设与规划基础理论》非常受欢迎，再版了好几次，并获得了建设部杰出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