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回顾与再认识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党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历代领导人先后制订了“四个现代化”（1964—2000年）、“三步走”（1980—2050年）、“新三步走”（2010—2050年）和“两个一百年”（2000—2050年）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既有清晰的连续性，又根据内外部形势不断优化调整。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逐渐丰富和全面，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现在的“五位一体”，体现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不断深化认识与把握。步入新发展阶段，全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进入新常态，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城镇化步入“下半场”。在正确研判发展阶段和内外部条件变化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节点提前到2035年，并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充实提升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科学擘画了我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

2.中国城镇化的历史演进与时代特征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城镇化经历了缓慢而曲折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来的前30年，我国城镇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城镇住房、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大、速度快，但资源、环境、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后10年，城镇化由大规模增量建设转为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主要解决的是“好不好”的问题，更多的是解决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结构性问题，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关键小事，探索一条内涵集约式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5个方面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其中，“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决定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即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揭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初心与使命，续写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从起步期的“非均衡增长”到成熟期的“均衡协调发展”的必经历程。这些总体上的特征刻画对中国式城乡现代化的“空间方案”提出了纲领性要求。

3.中国式城乡现代化的内涵、特征与发展路径

中国式城乡现代化的内涵是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四化”同步和城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在坚持安全为本、生态为基、文化为魂、创新为先、服务为要的基础上，实现城乡之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鉴于人口规模大、农业底子薄等国情，“四化”同步是中国式城乡现代化的关键举措。

中国式城乡现代化面临的挑战包括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区域城乡差异巨大、新旧动能亟待转换、共同富裕使命艰巨等。展望2030—2035年，我国需要同步实现碳达峰、城镇人口达峰、人均GDP突破2万美元，兼顾“五位一体”，任务极为艰巨，所以中国式城乡现代化的特征必然是贯彻“五大理念”的持续实践。

中国式城乡现代化的路径是丰富和多元的。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差异很大，中国式城乡现代化需要兼顾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老少边穷地区和乡村地区的不同特点，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走多元化的现代化道路。

首先，优化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是客观规律，“七普”显示，我国21个超特大城市人口总量2.9亿人，占全国比重已达20.8%；预测到2035年，城市群、都市圈内将承载约70%的城镇人口，超大特大城市周边形成的城市群、都市圈依然是中国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依托城市群创新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协调布局、产业分工协作、公共服务共享、生态共建环境共治，同时推进超大特大城市瘦身健体，严控无序扩张，支持培育周边的中小城市依然任重道远。

其次，促进县域城镇化。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是中国式城乡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城是“城尾”也是“乡头”，起着联系城市与农村的重要作用。中国城镇化率即使达80%，仍有约3亿左右人生活在乡村，解决这部分人的现代化，同时促进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需要提级扩能县城公共服务、环境卫生、市政公用、产业配套等设施，增强其面向就近就地城镇化的生活服务能力；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农业机械、生物育种、农产品加工和物流、电商产业，增强其面向农业现代化的生产服务能力，并按照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分类引导小城镇发展。

最后，推动乡村振兴。“三农”问题无法从农村内部解决，而应通过重塑新型城乡关系来解决。要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因地制宜地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从而降低要素流动成本，同时提升农房品质、改善村容环境、探索绿色低碳的乡村方案，尽可能地留住村里人、吸引城市人，才能推动生态、文化产品价值的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