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规划一直在海纳百川、开拓创新中发展，这方面已有很多介绍，我从自身的感受补充一些。

“文革”后拨乱反正，各行各业改革发展向前，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打开国门，向国外学习的渠道增多了，金经昌先生、李德华先生及不少教师先后到国外访问学习，更加强调规划这门学科的综合性，也邀请美国等国外教授来同济讲学，其中波士顿大学华昌宜教授的讲学，讲解了“美国都市规划膨胀图”，带来的冲击很大，大家都感到非常新奇，城市规划绝非过去静态的理论所能涵盖，现代城市规划一直在向外扩展，我也第一次接触到社会规划（socialplanning）这一概念。

时任规划教研室主任的董鉴泓先生具有很强的前瞻性，明确提出规划不能停留不前，必须扩展充实，而且说做就做，对教研室进行了分工，根据每位教师的特点，主攻一个方向，我被董先生指派研究心理学。他考虑了几个方面，多因素融合，促进规划学科的发展。

1952年我从江苏考入浙江大学土木系，入学后不久被选拔参加了全国的留苏学生考试。1953年因院系调整并入同济大学，秋季刚入学一个多月，接通知我通过了留苏考察和考试，即刻准备到北京俄专学习。1954年出国，分配到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学习。1960年毕业后，满怀感激祖国培养之情到同济大学城市建设系任教，并担任支部书记。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后来会面临那么多动荡，在各种政治风波中，面对过复杂的关系，承受过巨大的压力，但努力做到坚守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这方面董先生刚正不阿的风格给了我很大的精神支持。经历了那么多的人和事，可能也是他让我搞心理学方向的原因之一吧。

心理学在之前尤其是“文革”期间被列为学术禁区，是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领域范畴，被定义为伪科学，心理学的一切教学科研活动被迫停止，各大专院校的心理学图书资料被禁止借阅甚至烧毁，同济大学图书馆没有这方面任何资料，摆在面前是一张白纸，一时无从下手。原来的规划学科主要来源于建筑学和市政工程，或偏重空间和美学，或偏重工程和功能，我在留苏期间所受的教育也是以物质空间规划设计为主的，自己没有了信心，真不想干下去，想打退堂鼓。

当我把各种难处和为难情绪表达出来时，董先生很坚定地说，万事开头难，胆子大一点，可想办法去外校听课，找参考资料。他鼓励我不要听别人说什么，这个方向肯定是对的，肯定可以开拓出一个领域，一个和城市规划相关的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我不便拒绝，就鼓起勇气努力吧。我先后去了复旦大学分校（即今上海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了解情况，当时这些学校的心理学也正在恢复中，资料极为有限。我感到要了解一门学科需要从头系统学习，最后选了复旦分校社会学系周振明老师的“社会心理学”这门课，听课半学期，虽然偏重社会学，但我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开始有些听不懂，但听不懂也坚持听下去，边听课边找资料，边思考哪些内容和城市相关、和人群与社会相关，立足于规划去学习，为我所用。慢慢地有些头绪和体会，扩大了思路，开始写些小文章发表看法，也逐渐得到了更多的支持鼓励。董先生又安排我教学实践的机会，在学院开展选修课讲座，后又给研究生班、局长班讲课等，听课者大多兴趣满满。

在向兄弟院校交叉学科学习的过程中，也在教学实践中，我逐渐理出一个框架，体会到这个方向的意义，也慢慢地觉得可以和这些学科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讲义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解禁了的心理学领域在全国也迎来了全面复兴，逐渐有译著出版，1984—1986年比较集中地有苏联、美国、日本等国家学者的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消费心理学、环境心理学、艺术心理学等的中文译著出版。我拼命学习吸收，在教研室大家奋斗的气氛中鼓足干劲，逐渐将讲义整理写出，也得到一些有兴趣的同事的关心和帮助。

从讲义到教材，又是一个新的挑战，一些新出版的文献也给了我很多启发，终于在1988年完成《城市社会心理学》一书并出版。城市规划学家金经昌先生和社会学家吴铎先生为教材分别作序，金先生在序言中再次强调了城市中人的重要性，“城市规划要从居民的要求出发，规划设计者要了解使用者（居民）的意愿、感受、心理状态和行为反映，即重视城市社会心理因素”。吴铎先生肯定了社会学、心理学和城市科学综合交叉，形成边缘学科的意义。教材从城市科学发展趋势的角度，对城市社会心理学形成概述，从城市压力情境、空间情境、文化环境分析入手，分章节探讨了城市人际交往、社会结构与变化、城市居民角色、城市居民的个性特征、城市居民行为，以及组织良好的城市情境等。当我读到诺贝尔奖和图灵奖获得者Herbert A.Simon在研究了城市建筑和工程等的社会效应后得出的“在城市规划中，具体结构的设计与社会系统的设计之间的界限几乎完全消失了”这一结论时，感受特别深，产生强烈共鸣，引用作为教材最后一个章节的开篇语。

从无到有，在荒芜的禁地废墟中编写《城市社会心理学》，在当时的条件下，过程是艰难的，但有幸为规划学科拓展与交叉做出了初始探索。1980年代初有一次我去北京出差，听到建设部领导对同济规划的赞扬，郑孝燮先生对我说，同济规划和交叉学科结合，搞得很活跃，也很丰富啊！周干峙先生说，把社会科学渗透进自然科学，这是一种创举呀，老董说干就干，一干到底，你们走在前面了！

再次翻开此书，内容在当初是很新鲜的，但现在不少地方已陈旧，落后于社会前进的脚步，只能作为历史，只是一次摸索和尝试，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而已。今天的规划学科枝繁叶茂，在后辈们的继续开拓努力下，学科更是发扬光大，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展望未来，无比兴奋，感谢优秀的年轻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