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空间规划提出后，整个规划行业突然陷入混乱——大家被告知必须“离开”，但却没人知道要“去哪儿”。于是规划行业“百花齐放”，四面出击，“所有的人去所有的地方”。“中国式城乡现代化”这个话题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能够在规划大变局中帮助规划重新定位，在混乱中创造出新的秩序。

同所有应用型学科一样，城市规划的内容、形式和方法从来不是内生决定的。规划的外部使用决定了其应该是什么样式。现在的规划是由以前对规划的需求塑造的，一旦需求改变，规划必须随之改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中国式城乡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和发展路径有清晰的认识，如果不知道规划是从哪里来的，也就不可能知道规划要向哪里去。

以往的教科书往往倾向于把城市化描述为现代化的结果，如果不能说这一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完全正确的。城市是一系列公共服务的空间集合，没有公共服务，所有的家庭需要自己建立学校、医院，所有企业要自己发电、修路……这样的现代化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前提而不是结果，因为没有城市，公共服务不可能在经济要素非常离散的空间被有效提供。

那么中国是怎样实现初始城市化的？它的内涵、特征和发展路径是什么？公共服务本质上是所有私人部门重资产的集合，这决定了城市化必定需要跨越非常巨大的投资门槛，然后通过集体消费平摊巨大的初始资本。初始资本的获取便成为城市化启动的关键。传统经济的资本主要源于过去生产的剩余积累，比如从农业获取剩余用于城市投资，但这种方式必须压缩消费，消费的下限就是城市化的上限。还有一种是依靠外部剩余的转移，通过殖民、贸易和战争掠夺其他人积累的剩余。

现代经济的增长则不同，主要是靠“预支”未来的收益获得初始资本。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土地出让贴现未来收益。但在原住民为主的社会里，由于征地的成本极高，周期很长，可用于积累的卖地收入非常有限。因此这一模式主要应用于非原住民殖民地，比如北美、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原住民国家不通过外部积累完成城市化的国家极少。

所谓中国式城乡现代化的特点，就是成功在一个大型原住民国家，通过内部积累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城市化所需的资本积累。中国的这一模式就是广为人知的“土地财政”。尽管中国的城市规划带着西方国家和苏联的深刻烙印，却早已被规划前辈塑造成一个适应服务于“土地财政”的空间管理工具。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中国式”城乡现代化与其他国家的分歧，也就不会理解中国城市规划与其他国家城市规划的差异。

中国规划目前的混乱表面上看是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这些新做法引起的，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却是外部对规划的需求变了。在资本高速积累结束后，原来被“土地财政”塑造的服务于增量扩张的规划工具已经失去功效。“中国式的城乡现代化”开始转入存量发展阶段。规划需求的巨变是导致当下规划乱象的根本原因。这种混乱靠从规划自身寻找原因注定是无解的。只有深刻理解中国式城乡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和发展路径，才能重新塑造规划工具。规划也才能从当下的混乱中重新建立内部的秩序。

那么“中国式城乡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和发展路径”是什么？简单讲，就是已经建设好的城市怎样运营。我们可以把城市想象成一座大楼，一旦建成，原来非常重要的设计、建设技术就变得不再重要，而大楼如何维护、运营、管理的技术却变得非常重要。原来的大楼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融资并用最低的成本建设起来，现在的大楼则要考虑如何收费，以覆盖运维支持、偿还建设的负债。

一座城市也是如此，建成前后需要的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规划。新的规划无论叫什么名字，都必须响应这种不连续的急剧切换的需求。就像增量阶段的规划都是围绕着“卖地”一样，存量阶段的规划就是围绕着“税收”。高质量发展说到底就是怎样获得足够收益使之与高水平服务所需的支出相平衡。

发现新的收益机会、创造新的收益模式、减少低效率的支出将会是未来规划的核心目标。有助于达成这些目标，规划就生存；阻碍达成这些目标，规划就消亡。那些没有回答城市新的关切的规划创新，都是花拳绣腿，不论其给自己冠以什么好听的名字，在现实的毒打面前都会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