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并阐述了五个方面的特征，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个特征都与城乡现代化高度相关，人的现代化是根本，高质量发展是主线，其中一头一尾是总体要求，要从基本国情出发，目标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间是要把握好的三个主要关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处理好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塑造多元城市文化，保护传承文化基因，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处理好保护与发展关系，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城乡转型过程中发生的，城乡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和基础。城乡规划学科关注的焦点是城镇化过程中的城乡转型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国特色的城乡发展道路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进一步作出的全面阐释。

实现城乡现代化既是目标也是路径，一方面需要认清国情，注重理性发展，另一方面要发挥制度优势，加强对城镇化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公共干预。202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5.2%，已经进入城镇化发展中后期。在过往的几十年中，我国经历了高增速、大规模、时空压缩的城镇化过程，积累的各类矛盾比较突出。并且城镇化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城乡发展中的新问题新情况会不断涌现。城镇化的下半场既要解决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积累的一些突出短板风险，又要能有效应对当前区域协调、城乡融合中出现的新问题。从城乡规划学科视角，我认为需要特别关注几个重点问题。

1.中国乡村发展问题

城乡矛盾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不可回避的。中国的乡村问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作为人口大国、农业大国，农业地位重要，农村人口数量巨大，城乡制度差异造成了特有的农民工现象，乡村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乡村振兴作为实现城乡现代化的基石，必须基于城乡关系的整体调整，合理引导二元结构问题，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既要顺势而为，也要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空间的融合，推动实现城乡要素的双向循环流动。需要特别关注县域空间单元对现代化的支撑，并且关注城镇化过程中人的发展，尤其是农民工市民化，推动城市包容性发展。

2.高密度城市空间问题

高密度开发是我国城市区别于西方城市的显著特征，高密度开发为城市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形成了土地财政依赖问题，并在城市空间环境、品质、安全等方面也产生了各种后果。因此，需要反思当前的城镇化运行和城市建设模式，倡导宜居、韧性、创新、智慧、绿色、人文的新型城市建设。随着城市逐步进入更新过程，现有高层、高密度的建成环境如何去适应未来的发展，这可能是中国城市规划建设面临的一个长期挑战。

3.区域协调问题

促进区域协调是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之一，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都与我国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在现有的发展环境下，我国三大地带、四大板块之间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城市群、都市圈也普遍面临跨区域协调受到行政体制分割带来的诸多阻碍，仍存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及部门之间的多重矛盾。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不同区域、不同主体功能区、不同地方政府之间在发展与保护方面的利益协调问题，国家现代化的空间底板就难以稳固，仍会面临低效开发、恶性竞争等问题，城乡现代化的基础也会受到影响。

4.全生命周期规划治理能力

重视规划对于城镇化和城乡发展的引领作用，是中国特色，也是中国制度优势的一个重要体现。正在推进的空间规划“多规合一”改革，不仅要有效解决规划、土地、发改等部门的规划分割问题，更重要的在于重构规划运行体系。经历了过去40年大规模的物质建设，未来城乡发展将面临一系列的结构变革，需要开创新的运行机制。针对运行管理环节，不断开展面向行动规划、问题导向型规划的模式。在发展中动态应对城乡发展矛盾，建立生命周期的规划治理机制，是城乡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加强的。

5.发展智能规划

我国正处在一个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不断推动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以及城市运行、管理模式的创新。城乡规划应顺应规划数字化转型趋势，将城乡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与智能规划方法体系构建相结合，增强对城乡发展规律、复杂问题的认知能力，不断丰富城乡发展智能诊断、推演模拟、监测评价技术，这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规划理论和方法体系的重要契机，也是一条重要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