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5月《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下发以来，各层级、各类型的国土空间规划实践全面展开，技术标准工作的重要性、迫切性凸显。自然资源部于今年7月成立了“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研究制订《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体系框架》，并于先期启动了若干重要标准规范的编制工作。《城市规划学刊》在这个关键时刻发起关于构建国土空间规划标准体系的学术笔谈，识时务，有担当。限于篇幅，我想谈一点“不同意见”——规划标准的作用是“有限”的，把握不好是“有害”的，当前并非制订标准的最有利时机。请读者批评。

为什么说规划技术标准的作用“有限”？因为，第一，规划工作本质上是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是特定条件下、平衡各方利益的抉择。技术标准只是抉择的依据之一；第二，规划方案（成果）是“定制”产品，不可能用“模具”复制。一般认为，标准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做的统一规定，是衡量人或事物的依据或准则。城市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人文背景的不同，每一个规划方案都是“唯一”的，并不能简单重复。尤其是在进入有机更新为主导的发展阶段，规划成果的“唯一”性特征更加突出。

为什么说规划技术标准把握不好会“有害”？由于对规划标准作用认识不尽客观理性，在标准使用上暴露出很多问题，危害到规划工作的健康运行。一是“锁定”规划责任。在规划编制中简单套用规范，特别是在规划组织方缺少对规划任务深入研究的情况下，规划设计单位依据“规范”锁定规划任务的内容和深度，规划成果符合规范却不解决实际问题；二是“歪曲”规划意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每平方公里一万人”，一度成为城市圈占土地的依据。《城市规划用地分类和标准》本意是节约用地、合理用地，强调要区分自然地理条件、城市发展规模（阶段）因地制宜的安排城市各项用地。但现实情况是“每平方公里一万人”不胫而走，以此为据确定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并对城市人口规模分析工作产生巨大的误导；三是“削弱”规划严肃性。规划工作的专业技术性强，每个专业、每个专项都做规范、标准，看起来体系很健全，譬如城市交通方面，不仅有城市道路规范、停车场规范，还有对外交通规范，最近还在编制绿道规范。这些规范都强调要空间保障，提出人均用地标准和用地占比。城市空间有限，很难同时满足所有规范或标准规定的用地。技术规范具有法定性，表面上看是制订规划的依据，实质上是配置公共资源的依据。在实际应用中，常常会因某些民生指标、环境指标“就高”还是“就低”与市民产生意见分歧，被认为规划部门“选择性”执行标准，不仅影响了规划工作统筹作用的发挥，而且造成社会对规划权威性的质疑。

当前是对国土空间规划标准需求最迫切的时机，却不是制订标准最恰当的时机。随着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全面启动，各层级对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的需求日益迫切。这种迫切的背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业界对新规划编制任务、方法的迷茫，希望有权威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可以遵循。但是，制订技术标准的基础是一定规模的实践，是对这些实践成果的分析、归纳和总结。当前虽然开展了大量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践，但是，经审查批准的正式成果十分有限，更缺少实施过程的检验。

不可否认，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制订工作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支撑和保障。在新旧体系转换的关口，越是面对业界的强烈期盼，越是要客观理性的思考。要厘清三个关系、把握三个方向。首先，要厘清技术标准与法规、政策的关系，把握技术标准的导向作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由编制审批体系、实施监督体系、法规政策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共同构成的。技术标准要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整体目标出发，以技术的语言突出生态文明、以人为本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导向。要探索变目前按照规划专业制订技术标准为按主题制订，譬如关于“提升永农的质量”、关于“基础设施的绿色化”，等。更深入地推动规划融合；其次，要厘清规划成果与“技术标准”的关系，把握技术标准的关注重点。制订和实施规划涉及的技术内容非常广泛，标准不必像教科书一样面面俱到，应突出关键的技术环节、指标和措施；第三，要厘清“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把握技术标准的技术价值。国土空间规划是一项地方性、实践性工作，在符合国家的宏观政策要求的前提下，规划编制的内容、方法，技术指标的控制应体现当地的自然人文条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治理能力。都由国家层面出台“统一”的技术标准容易失之精准，不仅失去“标准”的意义，而且会在应用中产生误导，引发社会矛盾。因此，除针对国家层面规划制订的标准外，应多鼓励地方标准，技术指标的条目分类应更具体、取值范围应更精细，更加充分地体现其技术价值，更好地维护国土空间规划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必要时，可在地方标准的基础上，通过实施评估，总结提升为国家级的技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