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之所以使用“织补”一词是因为：所谓“织”乃指“编织”，基层社区治理就是国家庞大治理体系网络中的一个个节点和单元，没有完善的社区治理就谈不上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所谓“补”乃指“弥补”，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基层社区治理的缺位是当今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大缺陷。无论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还是实施“绣花针式精细化管理”的具体策略，归结为一点：没有精细化的社区治理，就没有高质量的国家治理体系。

作为一次全球重大影响的灾难性公共卫生事件，这次突发的病毒肺炎疫情应对更是暴露了举国体制之外中国基层社区治理的薄弱甚至是空白。毫无疑问，这次应对疫情让我们再次见证了举国体制的效率和力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应看到作为社会基层组织单元的城乡社区到底处于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看到的是几乎所有城乡社区采取的措施都是一样：关门闭户、坚壁清野、以邻为壑、排斥异人。应对传染疫情实施必要的隔离防护无可厚非，然而我们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混乱和无助：准确信息缺乏、生活物资短缺、卫生用品奇缺、邻里冷漠自保、氛围凝重沉闷……

简单地说，我们目前面对是一个“强大的政府管理体系+个体成员的原子化社会”，政府与广大社会成员之间的链接越来越依赖的是互联网、自媒体，而本应作为中坚纽带的基层社区是严重缺位的。当然，形式上我们的城市中有面广量大的街道、居委会等基层组织，但事实上它们都是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与政府功能的延伸，远未担负起真正的基层社会治理角色，它们既没有足够的信赖度和吸引力，也缺乏强大的社会号召力、组织力。无论是古今中外的经验都表明，这样一种“中空”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极其缺乏韧性和缓冲的，其运行成本也是极其高昂的，其应对突发事件的风险也是巨大的，尤其是面对此次这样突发重大疫情所付出的巨大经济、社会与政治成本，不管对于国家还是每一个社会成员而言，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其实，中国传统社会并不缺乏有效的基层社区治理，无论是封建社会的“里坊制”“保甲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无所不管的街道居委会，都是非常有效的社区治理形式。中国基层社区治理的真正弱化是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这里的原因固然众多，但是快速城镇化进程带来的社会高流动性与异质性也是重要的原因。如今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0美元，经济进入了结构性调整升级的新阶段，城镇化也开始呈现增速趋缓的态势，社会的总体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有这些新时代特征可以概括为中央提出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显然我们必须思考如何重建现代中国的基层社区治理了，必须要以精细化的基层社区治理去织补国家治理体系，如此才能谈得上“美好生活”“高质量发展”。

毫无疑问，真正实现精细化社区治理是一个长期、系统的过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协同努力，更是与国家整体的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法制发展水平等密切相关，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对于城市规划而言，我们可以在推进精细化社区治理方面发挥积极的助力作用，社区规划、社区场所营建可以成为凝聚社区力量、培育社区精神、孵育社区文化的重要媒介，也就是以空间营建为纽带来实现社区共同缔造。因此，我们要从高速城镇化时代宏大场景的城市规划愈来愈转向对微观场所、社区规划的关注，要从物质性空间的美学设计愈来愈转向对真实社会、鲜活生活的关注，要从满足各种技术规范条文愈来愈转向对多元社会、个体成员的关注，要从替代式规划的精英视野愈来愈转向对公众参与、在地化规划的关注……对于长期习惯了自上而下思维、习惯了技术型规划、习惯了扮演行政工具的中国城市规划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转变是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然而又是我们无可回避、必须直面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