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疫情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一次综合考验，暴露了诸多短板，在“全民战疫”中也暗含了解决问题的线索和契机，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供了思路。

一、数字与个体——价值观的回归

“当数字大到超过了人类能够关爱和关注的灾难人数极限时，就会出现一种狡黠得令人愤怒的悖论。”
WHO在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发表的推文中强调：“我们必须牢记，那些是活生生的人们，而不是数字”。现在，我们似乎已习惯从一串串纷繁复杂的数字中去找寻规律、预判趋势。然而，作为个体的每一个人，其特质在海量数据中很容易就被标准化了。高质量发展须以“人民”的需求为根本。这里说的“人民”，不是统计年鉴上的一个“常住人口”数，也不是一个模糊的集体概念，而是一个个拥有不同特性、具有不同需求的鲜活的个体，他们是老年人和儿童等“易致病人群”，是那些城市“实有”但不“常住”的外来务工人员，是形形色色的低收入群体，他们的需求应得到充分的关注和尊重。因此，城市的精细化治理应该回归初心，时刻以不同类型的人的实际活动特征与差异化需求为指针，将人群需求精细化、精准化，在此基础上实现真正意义上“为人”的高质量发展。

二、系统性与自组织——重心下沉

“故事何足拘泥？但天下事，有牵一发而全身为之动者，不得不引申触类及之也。”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隅不及则全局被动。如何充分认识到城市系统的复杂性、城市社会的高度流动性和多元性特征，并发挥系统的自组织力量，至关重要。

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我们可以看到以社区为单位的居委、村社成为基层防控的主要力量，这种“分散防控”也成为“集中治疗”的坚实后盾。可见，作为重要的自组织空间单元，社区蕴含着社会基层治理的极大潜力，可自主形成完整的应急响应链条。

因此，我们的治理重心要下沉。在治理尺度上，社区应成为居民自治、城市治理的基础单元，成为实现社会治理与个体解困的重要载体。在空间尺度上，社区生活圈正是面向百姓需求的“最后一公里”。这“最后一公里”既是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应达的末端，也可以成为化解危机的前端，是精细化治理应深入到的尺度。因此，应通过微观的、参与式的共同缔造过程，丰富社区生活圈的内涵，在关注其日常生活性功能的同时，注重共同家园的创建，居民日常生活互助网络的构建，社区归属感的培育。通过有效纳入各类主体，共同推进社区精神重塑、自组织能力建设、危机管理和服务设施供给等工作。同时，建议将核心防灾减灾内容下沉到社区生活圈层级，以社区生活圈为单元形成分布式联防联控网络。这样既可快速敏锐地在细胞范围内作出响应，又可充分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医疗救护、治安管理设施及服务进行后续处理，从而提高城市这个复杂巨系统应对灾害袭击的自组织性。

三、“黑天鹅”与韧性防范——平疫结合

“一分的预防远胜于十分的治疗。”

规划的本质就是对未来作出安排。此次疫情，无论其属于突如其来的小概率“黑天鹅”事件还是厚积薄发的“灰犀牛”系统风险，都需要我们时刻保持危机意识，防范于未然。

但是，对于人口超千万的超大型城市来说，为“黑天鹅”的来临做100%的准备既不经济也不可持续。这就要求城市的用地和设施规划应该是韧性的。我们的战略留白用地除了为经济发展留白外，还应考虑为城市的安全抗灾留白。我们的公共设施规划不仅应注重现有设施“可平可疫”的双重属性，也需考虑应急储备性设施平时低成本运维的可能性，做到“平疫结合”。如日本自2017年7月开始，就将24小时便利店认定为发生灾害时应国家要求提供紧急资助的“指定公共机关”。我们应充分意识到类似便利店、超市等这些日常服务设施在对应灾害方面的优势，开展基层社区生活圈内公共设施资源摸查，在发生灾害时，这些设施可应国家的要求，对生命线的恢复和支援物资的运输等方面采取紧急应对措施。

人与自然，双方都顽强而脆弱，各自生存空间愈加逼仄，不得不紧密为邻。我们应该学会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存，而不能等到彼此的“绝境”来临。此次疫情，正是我们望见各自绝境的重要时机，更期待它能成为我们规划高质量健康生活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