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9日，第十九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暨2022“UP（United Planning）学科发展论坛”、2022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成功举行。论坛采用“网络会议+线上直播”的形式，WUPENiCity视频号、B站、国匠城等多个网络平台同步直播，单场观看人数超过2万人，观看次数超过3万次，获赞3万余次。

本届论坛由金经昌/董鉴泓城市规划教育基金、《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主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参与联合主办。本次论坛也是2022年“UP（United Planning）论坛”系列活动之一。

论坛分为开幕式及颁奖典礼、主题报告两大板块。

10月29日上午的开幕式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王兰教授主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杨保军理事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张尚武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刘颂教授，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彭震伟教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张兵局长分别致辞。随后，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杨保军理事长主持2022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并为论文获奖者填词以祝贺，70余位获奖论文作者在线接受奖项荣誉和鼓励。

主题报告环节，分别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张尚武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耿慧志教授、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系主任卓健教授担任学术主持，9位嘉宾发表主题演讲。

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段进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中国当代城市设计发展回顾与展望”。

报告第一部分通过梳理相关的学术会议与考察、政策文件、实践活动、思想理论、科技文献及专业教育，发现中国传统的城市设计思想一直贯穿于我国城市设计的发展之中，并总结出中国当代城市设计发展的“七个阶段”。一是清朝末年至1949年间，早期西方设计思想通过租界建设、都市计划和华人研究渗入中国。二是1949年至1950年代末苏联模式影响下的“自上而下的整体计划”。三是195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政治运动下城市设计受到极大阻碍的同时，也有探索和创新。四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欧美现代城市设计通过4次学术会议、2次美国考察、陈占祥的译作及4本重要译著引入并展开先行探索。五是1990年代开始，以海口城市设计国际研讨会、上海陆家嘴中心区规划设计为代表的本土化实践、理论与方法兴起。六是2000年代，实践高潮和中国学者的城市设计专著带来了繁荣的实践与制度化、系统化建构。七是2010年以来，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支持城市设计过程和决策，开启新时代城市设计的新局面。

报告第二部分总结发展过程中的四大理论思潮，体现了中国当代城市设计的作用内涵。一是形体的设计。基于“建造”逻辑，思潮主张城市设计从传统建筑设计出发，强调以空间环境、物质实体、视觉艺术为基础，通过轴线、序列、对景等多种手法来塑造三维的城市空间，但忽视了物质空间背后的深层结构和以人为本的意义系统。二是设计的综合。城市设计的关注对象由单纯的“形体”拓展到城市“综合环境质量”，强调综合各专业对城市进行计划和营建，但思潮仍然是“苏联模式”的延续，“综合”指向不清，模糊化了城市问题的根源。三是设计的控制。在高度分散和相对自由的市场环境下，蓝图式的设计成果受到大量批评，“设计决定论”被“控制调节论”取代。城市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但思潮对制度环境的特殊性考察不足，且因带有精英阶层的印记而值得警惕和深思。四是政策的设计。在反思城市空间是政策和规则在社会运作之后的物质化结果的背景下，思潮强调通过配置空间资源，增进建成环境中公共价值的实际效益，维护建成环境塑造过程中的社会公平与公正，但公共利益不可度量，城市设计的概念也被拓展到一个模糊的领域。

报告第三部分归纳中国当代城市设计在学术界定方面存在的“三个争议”。一是内涵之争，城市设计的定义应从“物质空间设计”出发还是从“社会政策运作”出发尚未形成共识。二是归属之争，包括建筑学范畴论、城乡规划范畴论、相对独立论、思维观念论和主张难以简单划分但须以城乡规划为落脚点的综合模糊论。三是法定化之争，包括强调增强管理部门对城市空间的控制能力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必须法定化”观点，强调城市设计是基于片面的主观认知、个人化、美学控制的“不能被法定化”观点，以及强调底线思维的“有限的法定化”观点。尽管中国当代城市设计思想在尊重过去、保护自然、反对城市公共资源私有化、公共参与平等对话、混合发展、发展公共交通系统及一体化步行交通体系、宜人尺度、反对单一无变化、可识别性和场所感、新能源和新技术、反对封闭式大居住区等方面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但这“三个争议”仍十分凸显。

报告第四部分基于需求导向提出中国城市设计的角色定位和未来展望。面对包含巨大实践影响和丰富理论内涵、各类争议和许多待研究领域的城市设计，在认识到城市设计学术与技术发展不仅有其自身的学理逻辑，同时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大事件相关的前提下，未来中国城市设计的角色定位应是需求导向背景下的发展应对。一是国家对城乡高品质发展的要求。国家层面制度文件强调城市设计的核心对象是城市环境风貌、景观艺术水平，城市设计是作为一种重要方法，其作用途径应贯穿于规划建设管理的全过程。二是地方城市规划建设治理中的重视。近20个省市陆续出台了完整的城市设计编制及管理文件，并在规划管理法规中增加了城市设计内容，城市设计已经成为地方实践的重要工具之一。三是国家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机遇。全空间尺度、自然资源全要素、“一张蓝图管到底”等新概念都为城市设计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四是国家城乡发展战略的新模式。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城市更新行动、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城市设计在策略视角和技术方法上及时跟进。基于4点背景需求，段院士提出了对中国城市设计未来发展的展望。一是城市设计作为“方法”的运用，应将其介入规划、建设、治理的领域中。二是城市设计应在不同层面进行运用，包括在跨区域、乡村和专项规划层面横向全覆盖，从总体规划到详细规划、从一般地区到重点地区、从重点规划到详细设计纵向全贯通，以及从规划编制到空间治理管控全过程应用。总之，未来中国城市设计应在需求背景下谋求创新发展，并强化其作为方法与空间治理工具的作用，向更广阔的空间领域拓展，向更丰富的多维设计深化，继承和创造灵活性、问题导向、整体统筹、弹性思维的优秀传统，以提高国土空间和人居环境的品质。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王凯院长的报告题目是“探寻规律、转变模式与风险防控——中规院‘十四五’规划领域科技项目纵览”。

报告第一部分点明我国当前城镇化的主要挑战。中国改革开放的40余年见证了城镇化的巨大变化，城镇化成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国家发布两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以期综合施策。近年来，高密集、高流动性增强，大量灾害的广域性、并发性同时出现，大城市的安全事故频发引起思考。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三方面挑战：规律方面，对超大规模城市发展、大规模流动人口要有空间响应；模式方面，要破解高消耗、高排放的传统模式，协调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安全方面，要应对气候变化、设施老化、高强高密开发模式带来的安全问题。

报告第二部分阐述我国国家科技战略中城镇化研究布局。《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正式将城镇化作为科学问题提出，“十一五”首次设立了城镇化与城市发展领域，“十二五”“十三五”国家继续给予科技支持。“十四五”时期，中国城镇由“增量扩张”进入“存量更新”的转型期，城镇建设有两个要点：一是应对资源环境紧约束的现实，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二是解决城镇化研究中过于注重经验但科学性不足的问题，建立城镇化研究的科学逻辑和技术体系。

报告第三部分重点纵览中规院“十四五”规划领域科技项目。中规院牵头“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8个项目，包含3方面目标愿景：一是探寻城市发展规律。“十一五”以来，中规院持续探索城镇化的趋势和规律，针对中国情景建立城镇化趋势预测模型和拐点分析，对我国城镇化中长期趋势分情景进行预测等，到“十二五”持续研究城市群的类型布局和生态承压等。在“十四五”重点研发专项中，中规院聚焦都市圈的“三生”问题，确立“城市群都市圈的空间优化关键技术”项目。二是转变城市建设模式。面临各类“城市病”，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缺乏系统理论，理论与实践脱节，缺乏方法、体系、平台。在“城镇可持续发展关键技术与装备”重点专项下，中规院确立4个项目：“基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建设与治理理论和方法”“城市更新设计理论与方法”“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方法与技术体系研究”和“城市信息模型（CIM）时空数据结构化治理关键技术研究”。三是防控城市安全风险。快速城镇化后半场，安全事故频发，安全底线成为城市发展建设的最重要保障。面临水源污染、城市内涝、道路塌陷问题，中规院确立3个项目：“饮用水全流程新污染物NQI关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城市内涝风险防控与系统治理关键技术及示范”和“城市道路塌陷隐患诊断与风险预警关键技术及示范”，以期有效提高城市重大自然灾害防控能力和城市公共安全。以上项目支撑了“推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及“建设安全和韧性的城市”的战略需求。

报告第四部分提出3点总结：一是党的二十大全面推动科技创新战略。要求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科技重大项目；二是城镇化领域的科学研究是一个基础性问题。从“十一五”到“十三五”关注城镇化趋势判断、人地关系的优化与调控，到“十四五”关注城镇化内在机理和建成环境完善和风险应对，探寻城镇化发展的规律是一个永恒主题；三是规划学科的立足有赖于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建立。规划学科实现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社会科学、人文技术的集成创新，是新时期学科建设需要系统思考、系统推进的重要工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德国工程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吴志强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城乡规划学科发展年度十大关键词（2022—2023）”。

学科是关于一个科学领域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规划学科发展论坛的初心正是汇聚、探索规划学科知识体系的成长焦点。2021年，学科论坛首次发布了城乡规划学科年度十大关键词；2022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多反思，融合了31位规划领域顶级学者推荐的关键词、对跨越百年（1922—2022）的70余万篇规划文献资料以及工程前沿技术词汇的研究分析，聚焦、凝练、确定了2022—2023年度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的十大关键词：城乡规划学科拓展、空间规划探索、都市圈共生、城乡融合规划、安全韧性家园、人民城市设计、数字化规划、遗产“智”保护、减碳规划、中国式城乡现代化。

关键词1：城乡规划学科拓展。规划领域专家提名词包括：百年发展；跨学科多专业城市研究；边界外延、群落；新技术、线上、云端；学科规律与价值观；学科转型。城乡规划有百年的学科根基，同时不断向外拓展。规划对象的拓展从未停止过，从大都市中心到大都市边缘，到中小城市和乡村，又延伸到海洋空间，逐步走向整体的生态系统；对规划本体本身的探索也从未停止过，从规律的观察到机制的总结，再到系统的剖析；从科学的评价到学术的凝练，再到人才的培养。规划本体和规划对象都在不断发展和延伸。第一个关键词“城乡规划学科拓展”，是向百年的敬礼，也是对未来的启迪。同济百年规划教育探索是中国规划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发展史的缩影。同济规划学科的百年探索可以划分为六大历史发展阶段：外部灌溉、西学东践、教学相长、文化蛰伏、同频共振、国际引领。

关键词2：空间规划探索。规划领域专家提名词包括：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国土空间规划改革与治理创新；空间现象规律；理性规划；“三线”划定；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空间规划体系的发育让我们喜忧参半。“喜”来自于时代的经验与变革，我们从世界的规划体系建设经验中汲取了充足的养分，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发展也为传统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提供了解决的可能；“忧”则来自于未来的不确定性，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一些潜在的问题也在逐渐浮出水面：中国的新体系能否弯道超车，在世界体系中实现卓越呢？虽然未来充满挑战，但我们仍满怀信心，不断摸索方向，砥砺前行。

关键词3：都市圈共生。规划领域专家提名词包括：都市圈；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合作与区域治理；新城发展战略；共享区域。学者的关键词提名中反复出现“都市圈”，并带出“区域协同发展”“区域合作”“区域治理”“新城发展”等一系列内容，我们把这些词打包称作“都市圈共生”，‍‍涵盖大小城市的外延内核，相互之间的跨界联动增长。区域‍‍协同治理的趋势越来越明显，2022年更让长三角城市感受到命运的休戚与共。

关键词4：城乡融合规划。规划领域专家提名词包括：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几乎‍‍所有的专家都提名了“城乡融合”，关联词条有“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等。结合近两年出现的大量乡村规划的案例，我们把第4个关键词确定为“城乡融合规划”。城乡规划学，不仅研究城乡的融合，更重要的是创造城乡融合的规划。

关键词5：安全韧性家园。规划领域专家提名词包括：韧性城市；风险管理；防灾减灾规划；城市安全与韧性发展。韧性安全系统既是城市科学的新前沿，也是城市建设应对多种挑战的新要求。如何整合各种新技术，实时测量、分析、管控和应对各种环境变量，实现城市灾害精密预警，打造安全、韧性的共享家园成为新热点。“风险管理”“防灾减灾规划”“城市安全”“韧性发展”“韧性城市”“社会动员”等高频词是在这个关键词下带出的内容。

关键词6：人民城市设计。规划领域专家提名词包括：全龄友好；共建共治共享社区家园；城市更新；健康人居；公共空间重塑。早在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已经提出了“人民城市”的概念，2019年总书记考察上海时，再次提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理念之一。实际上，规划学界对“人民城市设计”早有持续性的探索。我们一直以来秉持的价值观就是“城市是为人民服务的，规划设计是为人民服务的”，而当设计可以依托智能技术，能更精准捕捉百姓需求，赋能城市为每一个具象的“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时，就是真正把“设计”与“人民城市”的理念结合了，也就是“人民城市设计”这个关键词。这个词条下还涵盖了全民友好、共建共享、共治社区、共治家园、城市更新、健康人居、公共空间重塑、邻里物质及身体活动等重要内容。

关键词7：数字化规划。规划领域专家提名词包括：城市计算；人工智能规划；城市信息模型CIM；数字孪生；数治城市。2021年我们提出“城市数字化转型”这个关键词，2022年在城乡规划文献中出现的与数字相关的高频词爆炸式增长，印证了数字人工智能技术与城市规划的接轨。人工智能赋能城市发展规律的探索、规划技术方法的提升，形成规律导向的空间规划。

关键词8：遗产“智”保护。规划领域专家提名词包括：让文物“活起来”；智能挖掘；信息梳理；深度学习；网络传播；智慧管理。很多专家提名遗产智慧化保护相关的内容。遗产领域使用虚拟现实技术、数字‍、智能技术进行大规模的文明遗产保护及保护研究；这也是2021年在福州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提出的三大主题之一，即把大量的数字化技术和遗产保护链接在一起。中国在这个领域是进步、变化非常快的。我们建构的山西历史遗产数字化平台，就是遗产“智”保护的一个创新实例。‍‍‍

关键词9：减碳规划。规划领域专家提名词包括：碳达峰、碳中和；气候变化与“双碳”治理；资源集约利用；绿色低碳。2021年我们提出年度关键词“气候变化与‘双碳’”，2022年用‍“减碳规划”来概括。‍‍我们呼吁规划学科把国家理念落实到专业中去，把国家承诺落实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个规划、每一片土地上。我们也希望在世界范围内设立更多的碳排碳汇监测点，让规划设计团队在做设计的同时就可以看到设计之后的变化。

关键词10：中国式城乡现代化。规划领域专家提名词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城市现代化。在国家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上，深入到学科的“城乡”，我们提出“中国式城乡现代化”这一关键词。中国的现代化有其突出特点，‍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做了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的三大内涵诠释：第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具有全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第三，具有中国自己的国情特色。这又点出了5个关键：第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第二，是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第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第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第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对中国式的城乡现代化有更多内涵可以探索，我们需要把党中央的精神深化到具体的工作中，包括中国的城市传统文明的延续、建筑建造中的传统智慧传承、东西南北多元基因的多源整合、大体量城乡现代化过程中的梯度进程联动、“以人为本”导向的开放和融合等。

本年度城乡规划学科的十大关键词不仅体现了过去一年里城乡规划学科在重点开展的工作，也能从中看到今后几年的工作方向。它们的凝练、提出，要感谢专家们贡献的智慧、研究团队及数据库人员的支持，更感谢学科发展论坛开办至今所有专家们的贡献。我们学刊编辑部也会努力在这些关键词下组织更多优秀的文章。

香港立法会议员、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研究部主管洪雯女士的报告题目是“探索香港‘在地全球化’的新路径”。

报告第一部分阐述目前由“超级全球化”向“有限全球化”转变的时代背景。在1970—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带动的国际投资和贸易环境下，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企业逐步对供应链进行分解，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供应链环节。资本与产业的全球流动促使全球化深度不断加强，进入了“超级全球化”的阶段。“超级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提高生产效率、控制生产成本、促进后发展地区加快工业化同时，也给看似获利最多的发达国家带来包括社会不平等扩大、本地就业岗位减少、中产塌陷与社会阶层固化等严重社会经济问题。这些弊端产生的本质原因在于全球（global）与本地（local）二者间利益的失衡。资本的自由流动使得实体产业在全球范围内转移，但所产生的经济福利无法在所有阶层之间均分，基层民众、产业工人的利益受损。因此，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反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逆全球化”浪潮兴起。当前新冠疫情与中美争端导致全球供应链体系被打断，供应链安全、经济主权、再工业化等话题被再次强调，许多国家出现区域化、本土化趋势，全球走向了“有限全球化”的进程。

报告第二部分回顾百年来香港全球化发展进程，指出香港目前存在离地全球化（rootless globalization）的问题。香港的三次转型，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转变、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演化密切相关。第一次转型是受冷战影响，香港由转口贸易港转向本地工业化，成为轻工制造业的全球加工基地，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第二次转型则是在1980年代，内地改革开放，香港本地制造业北移至珠三角及内地其他地区，本地则保留生产性服务业，实体经济出现空心化。第三次转型是从2000年开始，香港抓住中国加入WTO后与世界之间资本流通需求大大上升的契机，成为中国的离岸金融中心与全球重要的资本配置平台。时至今日，香港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球城市，与纽约、伦敦合称为“纽伦港”（Nylonkong）。在这一过程中，国际金融功能对香港GDP的贡献不断增长，但与本地经济与大众生活脱节，香港逐步走向“离地全球化”。这种“离地全球化”包括金融离地、去工业化、生产性服务业虚拟化、离岸化、空心化，让香港付出相应代价。金融业对就业岗位贡献少，而带来的热钱却抬高了楼价、物价，排挤低增值经济活动，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香港逐渐形成了财富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疫情下严格的防疫政策亦导致人才流失、营商环境倒退等问题突出，影响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报告第三部分提出香港未来应探索“在地全球化”新模式，优化“全球”与“本地”的互动关系。“在地全球化”并不意味着香港牺牲国际金融中心功能、放弃全球化。相反，香港要重塑国际竞争力，让全球化在促进服务资本跨境流通的同时，为本地与本地人服务，让整个社会均衡收益。洪雯女士结合其在香港立法会平台的实践，提出“在地全球化”的两条路径：一是重新思考和定义金融的价值。目前的重要切入点是推动成立官方策略性投资机构，让金融服务于本地产业结构转型，让政府参与塑造经济结构，走向“适度有为”。还可以将香港上市的企业纳入本地科研和制造业版图，以及推动文化创意产业、数字经济、绿色产业在香港的发展；二是重新用好香港的国际优势，推动香港产业结构的多元化。香港简单的税制、较低的税率、宽松的海关政策和完善的法律体系，有利于各类生产要素的出入口并促进实体经济。在当前“双循环”背景下，香港还应充分利用好最自由经济体的角色，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内地企业开拓外循环的重要基地。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王世福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城市更新中国实践的趋势与展望”。

报告第一部分阐释了城市更新的内涵演进和基本逻辑。中国城市更新的话语演进是理论、政策与实践相交织的过程，突出特征在于地方实践的问题导向进程中，国家政策指导发挥重大作用。中国城市更新的既有实践从旧城改造逐渐转向城市更新，其“建成环境再发展”的内涵本质是始终不变的。实践中出现的主要偏向是过多地重视城市更新中的经济性，社会性往往被忽略。我们需要反思，城市更新的基本逻辑应体现在一座城市的职责和能力上，首先是基本职责（建成区维护），其次才是拓展能力（城市再开发）。

报告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国的城市更新实践历程，可以分为早期的城市更新和新时代的城市更新两个阶段。在早期的城市更新实践中，广州作为中国最早开始开展城市更新的城市之一，1980年代就引入了“香港模式”进行旧城改造；1990年代，房地产化导向的延续加剧了旧城的推倒重建和建成环境品质下降；1999年，广州政府宣布禁止开发商在旧城实施改造项目，避免了老城区的历史基底受到进一步的破坏；2008年，国土资源部与广东省共同建设节约集约用地试点示范省，广东各市开展“三旧”（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的工作。“三旧”改造原本是以解决低效用地的问题为导向的，但在执行过程中逐渐偏离了初衷，走向“增长联盟”追逐短期利益的目标导向，带来房地产“返城”的巨浪。进入新时代的城市更新实践，早年以菊儿胡同为代表的“有机更新”的实践和理论思想是城市更新模式转变的一次积极探索。广州在叫停旧城推倒重建之后也在解放中路进行了试点，但由于单纯依靠政府资金而无法进一步推广。2015年，广州成立国内首个城市更新局，并于2016年1月颁布的《广州城市更新办法》中首次提出“微改造”的概念，成为政府职能机构设置和地方规章建设的里程碑。十九大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后，城市更新实践再次深刻地转变，例如城市“双修”就是对城市更新工作的一次内涵修正和目标拓展。2021年，住建部《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正式叫停了房地产化的大规模推倒重建，中国城市更新的方向从低成本市场化的拆建型土地再开发转变为尊重建成环境的精细化空间再利用。地方实践方面，广州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的永庆坊微更新项目提供了“绣花”功夫进行“微改造”的国家示范样本。在政策法规方面，中国的城市更新从国家层面的规范性文件的指引到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反映出制度建设的重要价值。

中国的城市更新实践历程呈现出三大特征：一是对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社会主要矛盾的空间响应；二是在时空压缩的城镇化过程中，部分旧城地区已从二次开发到N次开发；三是由于城市规划理念的转变，30年前建设的一批“新城”也面临着新城更新的问题。对于城市更新在理论方面的研究历程，从1990年代对“有机更新”的探讨，到2000—2011年中西城市更新比较研究，再到2012—2022年对“存量”“社会空间正义”“微改造”“社区”“公共参与”等关键词的关注，可以发现理论研究相比于实践的热潮，始终保持相当程度冷静的反思和批判。

报告第三部分，提出中国城市更新实践的趋势与展望。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和“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指明了城市更新的方向。中国的城市更新进入“微”时代，有以下3个方面的“再”实践趋势：第一，目标再涵构，从偏重经济目标转向社会、文化、经济并重的生活品质提升的综合目标；第二，过程更善治，不断探索政府为民搭台、社区共建共享、多元共治共享的合作机制；第三，主体再赋能，通过业主维护能力的提升、政府奖补激励等政策，实现地方知识的增长。展望中国的城市更新，需要围绕“见微知著”的主旨，一方面要发展城市更新的新技术，另一方面要构建城市更新的新治理，为人民“绣”出美好城市。

报告最后指出，中国的城市更新实践既有西方理论可解释的相似性，更有自身实践的问题导向性，是对国家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的空间响应，并有地方实践先行、理论研究伴随、制度创新引领交织互促的特征。城市更新进入“微”时代后，需要将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更加科学地引导城市更新的目标和过程。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媒体传达系副主任梁靖先生的报告题目是“RAR城元宇宙在城市场景中的创新融合”。

报告第一部分介绍了RAR城元宇宙的缘起与基本概念。首先引用吴志强院士对RAR的顶层设计与思考引出主题：“Virtual，Vision，一切始于愿景，人类就是一种有愿景的动物，愿景超越了现实，愿景构造了明天。”在中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元宇宙和西方的元宇宙有很多不同之处，没有完全的区块链，也没有NFT虚拟货币，但是可以通过RAR实现赋能真实创新和赋能真实服务。RAR中的两个“R”所代表的含义不同，其中，“AR”代表增强现实，第一个“R”则代表真实世界，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元宇宙。与完全虚拟的世界不同，RAR城元宇宙是基于城市位置和现场环境的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叠合，包含3方面重要内容，分别为：可穿戴设备（如眼镜、手表、可增强的隐形眼镜等）；交互场景（如增强现实、楼体投影、3D投影、水幕投影、交互装置等）；智能中台（如数据采集、智能预测、智能诊断系统等）。

报告第二部分介绍了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RAR城元宇宙典型案例。第一个案例是2022年7月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的福元宇宙RAR数字交互开幕之夜。这场福元宇宙RAR秀仅用时3天即创造了7亿次的传播量和阅读量，得到了市民、政府、国内外专业人士等多方称赞。可见把数字创意与城市场景相结合时，会激发出巨大的能量；用城市的眼光去演绎创意内容时，完全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福元宇宙RAR运用多种规划和勘测技术，创造了3个“全球之最”：涉及建筑最多，共328栋建筑；跨越长度最长，跨度5659 m；全球首个难度最大的跨江RAR演绎。同时，福元宇宙还实现了“三全”：全时段（白天、黑夜，时时皆可观看）；全场景（沿江各处场景皆可观看）；全设备（5G设备、iOS、安卓手机皆可观看）。本次沉浸式演绎互动利用实景建筑灯光（R），对传统单体建筑的AR（增强现实）进行演绎升级。运用了四大核心技术，分别是厘米级空间计算、强AI场景理解、高真实感渲染、大规模3D地图构建。同时，福元宇宙充分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福州情怀。

第二个案例是在福元宇宙1.0过后2个月，运用2.0版本技术在浙江台州进行了元宇宙数字场景规划——“仙元宇宙”。通过元宇宙交互的塑造，为市民带来新的打卡点，激活商业街，同时提升文化自信。仙元宇宙实现了3个全球首创：首个打通数字内容与经济数据的城元宇宙；首个属于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城元宇宙；首个室外到室内场景无缝衔接的城元宇宙。RAR世界将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结合，希望把背后的自然、人造物和数据经济投射到真实世界中，从而产生出新的内容，将文化功能、商业赋能、社会功能等通过数字内容得以实现，体现了城市是一个生命体，不仅是人可以塑造城市，城市也会读懂和回应每一个人的诉求，通过数字的方式，让每个人和城市之间产生联系，实现人和城市之间的双向信息传递。当前的RAR技术需要靠手机来实现，未来将会发展到通过眼镜、隐形眼镜来实现。

最后，梁靖先生预告了他的团队将在2022年12月创造出全球最大的AR建筑，该建筑将是可呼唤、可感知、可遨游、可变幻的。在元宇宙的世界里，传统设计师将不再受到材料、法规、规划等条件的限制，他们会拥有更多自主权，会创造出更有趣、更天马行空的内容，从而在元宇宙世界中实现规划创新。

海南新基建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曼的报告主题是“海南环岛新基建探索与实践”。

报告开篇介绍了海南基础设施建设的背景。作为我国最南部省份，海南拥有极优越的自然与人文条件。然而，海南独立宝贵的地理区位、自然资源与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产生了极强的反差。伴随1988年海南省政府成立，效率型基础设施不断开展，国家对海南的“三区一中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战略定位与产业发展目标，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进行支撑。

报告第一部分介绍了以环岛旅游公路为代表的海南传统基建的建设情况。自2010年以来，海南省谋划建设以休闲观光为主的环岛旅游公路，以此在全域形成复合交通路网和环岛经济带，让沿海的带型空间更具经济价值。这条环岛旅游公路也被称为“珍珠项链、传世之作”，整体规划建设技术路线分为3步：第一步“挖珍珠”，开展全省景点梳理和评级；第二步“串珍珠”，进行路段分级和优化；第三步“镶珍珠”，完成设施配置和营造。环岛旅游公路预计2024年贯通，建设环岛驿站40个，串联25个4A级以上景区。环岛旅游公路的亮点不仅是建设一条普通的道路，而是要结合“新基建”内容，实现景观、智慧的“双提升”，以复合型环岛基础设施的路网结构和更加丰富的出行模式激活海南整个环岛经济带，打造面向未来的示范样本。

报告第二部分阐述新基建赋能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具体措施。与传统基建不同的是，新基建的目标在于支撑产业发展，从类型上，主要分为重大基础设施类、社会治理类、工业转型类、民生支持类、增值商用类。在示范应用上，海南新基建目前正在推进的部分应用包括：①远程诊疗医务室。基于海南卫生资源良好但利用率不高的现状，融合5G+AI技术，本岛居民可以通过5G远程诊疗，得到更专业、更全面的健康医疗服务保障。②无人机立体巡护急救。由于台风等突发天气现象频繁，急救应用的场景十分重要，无人机立体巡护急救可以极大提升急救效率，与时间和生命赛跑。③AR沉浸科普教室。与海南实地自然资源、景观相结合的沉浸式场景，可以让旅游变成知识积累的最佳途径。④富媒体消息。多渠道的富媒体消息包含多种产品形态，运营用户可以直接在这一平台上处理景区管理、交通维护等相关事务。⑤无人接驳车。通过智慧化运营、固定路线接驳、高效路线规划，提高旅游接驳效率，提供更好的游览体验。⑥全景慢直播。利用5G高带宽、低延时的特点，以更高精度、更细腻的景区导览，为用户提供更佳的旅游观览选择。当前海南已经开展了大量的新基建探索与成熟应用，这些应用散落在不同地域的不同场景中，需要一套新基建系统进行统筹，以提高基础设施及相关设备的调用频率。

报告第三部分以古村落+新基建的应用场景试点项目为案例进行专题分析。在海南环岛新基建展开的前夜，选择“琼北火山岩古村带”进行示范。围绕海南北部散布的29个传统村落，通过环岛旅游的二级开发道路串联村落，形成小型的组团区域，将其打造成为由新基建支撑的智慧旅游区。这套新基建系统平台将包括1个系统、1套基建以及12项示范应用，为将来国际旅游消费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支撑与数字化增值服务。可以说，新基建是对未来全新的生活方式的有力支撑。以新基建为抓手，通过F-EPC-O模式，将投资、设计、建设、运营有机融合，努力打造数字时代的可持续人居样本。

上海交大行业研究院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创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剑波研究员的报告题目为“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实践与展望”。

报告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张江发展历程与阶段划分。张江作为发展新兴高科技产业的功能型园区，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浦东的张江”（1999年8月之前）：1992年7月，张江高科技园区成立，核准面积17 km2，其后，通过增强与中心城区的交通对接、引进国内外高新技术企业等手段实现了生物医药和软件产业的起步发展。第二阶段是“上海的张江”（1999年8月至2006年2月）：1999年8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决定“聚焦张江”。一方面，积极争取国家和上海市重要产业基地、研发平台落地，本市大学、科研院所迁入；另一方面，快速补充了轨道交通、高水平中小学教育、高端医疗等配套设施或机构，集成电路产业顺势对接国际先进水平进行全面布局。第三阶段是“全国的张江”（2006年3月至2010年12月）：2006年3月，国务院批准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更名为“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全市科技园区统一打“张江牌”。这一时期各类科创主体进一步聚集至张江，同时张江的新一代移动通信终端基带芯片等国家级科技创新成果亦开始涌现，中国商飞设计研发中心入驻，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开始建设。第四阶段是“世界的张江”（2011年1月至今）：2011年1月，国务院批复同意上海张江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此后，越来越多的一流科研机构、国家大科学装置落户张江，获得国家、上海更多政策支持，代表中国水平，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

第二部分是张江创新实践成就的评价。张江现已跻身世界一流科技园区之列，可从以下7方面评价其创新成就。第一，形成了一流大科学装置设施群。目前上海的14个大科学装置全部位于张江示范区内，其中8个位于张江科学城，涵盖了光子、物质、生命等多个前沿科技领域，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大光子科学研究基地。第二，产生了一大批创新项目和成果。例如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创新药物，以及国产大飞机的设计等。第三，培育出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集群。其中：集成电路集群是我国技术水平最高、产业链最齐全的区域；两者都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确认的各自领域全国唯一集群。第四，创新型企业集中度领先。包括18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代表新经济的独角兽和准独角兽企业占全上海的1/3；代表“硬核”科技的科创板企业占全市一半以上，如果单独算一个“区”，名列全国第一；有92家海内外上市企业。第五，创新创业人力资源富集。张江科学城的35.7万从业人员中，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有7.2万人，占比达20.3%，比肩硅谷等一流科技园区。第六，创新街区与产业社区并存。张江科学城内已经建成多个商业街区和产业社区，结合地铁站点的TOD开发和教育、卫生资源配置支撑上海的城市副中心建设。第七，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良好，形成了官、产、学、研、资、介、用等多主体、多螺旋的创新生态系统。

第三部分是小结与张江创新前景展望。张江30年的发展创新成效显著，实现了“名”与“实”的共同跃迁，从浦东地名变成全市创新名片，从阡陌农田蝶变为科技创新策源和产业高地，并在空间层面形成了不同尺度的创新空间。当然，张江初期规划中亦存在着容积率过低、产城融合欠佳、宜居性不足等三方面问题，这在其后的发展进程中通过增加容积率、提升配套土地比例、混合用地供给等方式进行了弥补。目前，张江科学城已形成了“一心两核、多圈多廊”的复合空间布局。在未来规划建设实践中，应该注重“双碳”“智慧”园区的打造，着力迈向产业生态、创新生态、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相互融合优化和促进的第四代科技园区，推动张江成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的主引擎。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孙施文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城乡规划学科发展与路径探讨”。

报告分为3个部分。报告第一部分阐述了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的特征。首先辨析了学科与实务工作的相互关系。学科是对科学领域和知识领域的一种学术分类，分类的标准是提出问题的视角、概念框架、理论和方法。实务工作是以要完成的具体工作为核心，根据要解决的问题组合各相关学科协同完成工作。学科为实务工作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知识基础，实务工作在工作过程中组合、修正和生产知识。两者相辅相成，但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其次分析了城乡规划学科的独特性。“城乡”是现象，而“规划”是人类有意识的行为，是在对未来认知的基础上组织和安排未来事项并不断实施的过程。规划学科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核心是“改造世界”，这与以“认识世界”为核心的基础学科不同。最后得出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的特征：①规划学科的对象领域和知识体系不断拓展。规划的对象领域从对建筑的管控逐步发展到对城市、区域发展安排以及对变化的管理，规划的知识内容从工程、建筑逐步融合进经济、社会、法学、环境、生态等知识，规划管控方式从政府规制、发展规划的引导和控制到公共治理，规划学科始终在不断发展演进，为规划实务工作提供知识基础的核心始终未变。②学科发展与实务工作开展交替演进。规划的完整范畴包括“社会思想—制度—规划实务”，实务工作在制度的约束下展开，由此也影响到规划学科的研究内容；规划学科领域和知识体系的拓展推动着实务工作的进步；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规划学科进步的思想或方法触媒，而规划领域或类型的改革也推动相关学科知识领域的快速发展。③规划知识生产方式与经典学科不同。城乡规划的知识类型多为策略性、行动性导向，其生产方式以解决问题为导向，针对阶段性问题而不断替换、叠加和重新阐释，因此，其与具体情景以及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密切相关，不同知识的组合是与目标、价值、制度等紧密组合在一起的。

报告第二部分解析规划及其研究对象。规划是从现状达成未来状态的过程，这过程中真正使未来状态实现的是各类空间使用行为。空间使用行为是社会行动，是各行各业各类人群进行的，他们将各类空间构成要素的现状改造成为未来的状态。空间使用者关注怎么有效地使用这些空间要素以达到其使用目的。空间规划则通过对空间使用行为的有效组织和管控来实现未来目标，即保证所设想的未来状态实现，这是规划学科研究的核心所在。

报告第三部分探讨了城乡规划学科研究的核心问题。首先是本体论问题，对规划本体的研究既要掌握规划学科的共性，也要考虑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例如：在中国的治理体系中，规划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和能够发挥什么作用；中国“市”的概念和西方的“city”并不对应，我国市的总体规划实质上是“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在中国土地公有制条件下，规划的逻辑基础不同于西方的“警察权”或发展权国有，因此在管控方式和手段上就应当有所区别；治理型规划更加强调目标引领下解决问题的规划，更加强调协商和合作，规划的方式方法也需要有所改变。其次是认识论与价值体系，规划是为了达到更好的未来，那么什么是“好的城乡”“好的城乡运行”“好的城乡格局”等，就需要有清晰的认识。“好”不仅是一个理想，更需要具备可操作性。人与地球、人与自然以及各类空间要素之间是生命共同体，在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目标下，如何衡量和组织各类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质量，这些都需要建立能够贯穿规划全过程的可测度、可衡量和具有说服力的评价准则。再次是公共干预手段及其运作，规划强调对空间使用变化的管理，这就涉及如何策动变化和管控变化。空间使用是社会行为，这就是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的过程。规划实施中需要运用多种公共干预的手段，这就需要对这些手段的适用性及其适用条件有充分掌握，“命令+控制”“控制+调剂”“诉求+反应”“协商+合作”等等，并且在公共治理的框架下进行整合。然后是方法论问题，规划是在多要素、多目标、多准则情形下作出的选择与统筹，因此尤其需要在深入分析各类空间使用行为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层级不同类型规划资源配置和利益调配的不同，建立完整的方法论框架。要重视功能区规划和行政区规划的不同，要从功能区出发进行规划，并将规划内容转换到行政区的管理实践中。最后是知识生产与知识体系完善，即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概念和理论的提炼是知识生产的关键，要加强科学研究范式的引进，提升抽象、演绎的研究与表达能力。规划研究应着重解决问题的方式及其理由，重视规划实施评价研究的知识生产作用，建立探究规划问题及其产生原因和应对方式，统合社会、经济、政治等研究，并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提炼中国规划和规划实施独特性的理论成果。

（杨沛然、刘诗琪、徐浩文、李子豪、田琳、李澜、何睿、王启轩、窦寅等整理，孙莹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