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30日，第十八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暨2021UP（United Planning）学科发展论坛、2021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遴选”颁奖成功举行。论坛采用“网络会议+线上直播”的形式，吸引了数千人次专家学者、规划工作者和规划学科师生在线参与。

本届论坛由金经昌/董鉴泓城市规划教育基金、《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本次论坛也是2021年UP（United Planning）论坛系列活动之一，重点关注学科发展问题。同时，此次举办的论坛，也是联合国人居署“城市十月”（Urban October）的活动之一。

论坛分为开幕式及颁奖典礼、主题演讲两大板块。

10月30日上午的开幕式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张尚武教授主持。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彭震伟教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张兵局长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主任Dr.Khan分别致欢迎辞。随后，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石楠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代表学会致辞，并主持2021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遴选”颁奖仪式。七十余位获奖论文作者在线接受各类奖项和荣誉。

主题报告环节，分别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王兰教授、耿慧志教授、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系主任卓健教授主持，9位嘉宾发表主题演讲。
中国工程院院士、德国工程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吴志强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城乡规划学科发展年度十大关键词（2021-2022）”。报告首先梳理了中国城乡规划知识网络动态演进过程（1978-2021年），分为四个阶段。阶段一：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初期规划领域的研究关注于四个方面：城乡规划学本身的学术架构、经济与区域、人口活动与价值、城乡规划学的工程内容。阶段二：改革开放第二个十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30%，出现建筑、环境、土地、空间、区划等学科重点内容，旅游景观也开始进入学科。“经济”和“区域”研究热点成为双核心，与“大都市”和“产业”等相关研究热点形成“经济和区域”学科知识群落，“思想、方法、理论”的组团开始产生在群落边缘。阶段三：跨入新世纪。历史遗产、景观成为独立的群落，第一次出现环境生态的组团，学术界持续关注产业、经济、都市圈，形成了“区域和经济”“空间和设计”“生态和环境”“建筑和景观”“交通与技术”“管理和法律法规”六大组团。阶段四：中国城镇化关键拐点。知识网络呈现出“一核多群落”的结构，开始回归经济和技术，同时生态、人居环境可持续的比重越来越大，文化、历史遗产持续占据重要地位。可以看到关键词的迁移、重组和变化不是孤立的，受到社会经济发展背景的持续影响。聚焦这两年的研究，关键词归类形成“城市与城镇化”“空间与场所”“社区与健康”“社会与公正”“生态与基础设施”“经济与创新”“韧性与治理”“教育与其他”八大组团。

随后，报告提出2021-2022年城乡规划学科发展十大关键词。关键词一：气候变化与双碳。规划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国际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经典话题，2019年至今，学界对“碳汇”的关注显著增长（基于突发性分析）。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双碳计划，城乡发展与规划对于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二：国土空间规划学科整合。这是学科的重要探索点和关键点，国土空间规划的知识体系、土地使用、用地系统等也受到大量关注，也在此基础上延伸出对于“未来、效应、城镇化、中国特色”等的思考。关键词三：跨区域发展动力与治理。区域性治理成为研究的关键点之一。上海推出五大新城，出现对跨区域的发展动力和治理的探索，京津冀、大湾区等地也开始区域联盟。可以看到珠三角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区域研究领域的集中关注。关键词四：社区与家园中心。步行圈、生活圈等名词出现了大量的增长，也出现了建成环境、步行移动等亚词，可以看到核心的词还是土地利用（Land Use）。社区家园中城市土地的复合使用，对于人的生活品质的关注变得极其重要。关键词五：乡村振兴与移民。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村建设和发展不仅着眼于基础设施的完善、生态环境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动力机制和发展目标的转变。乡村研究领域中，国际语境下的中国本土研究具有显著的特征，贫富差距、空间分隔、就业和移民等都会对农村社区产生一定的影响。关键词六：城市数字化转型。新一代“大智移云链”不断推动“自然—社会—数字”三元空间的诞生。城市的数字化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发生转型，公众参与、治理变得非常重要。在数字化的背景下，我们开始思考如何应对城市的复杂性特征？如何建设公众共同参与的人民城市？数字化在技术支撑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城市治理水平，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与韧性提升。关键词七：旧城更新与居民共享。过去的40年，规划都是不断扩张新区，而现在则愈发关注对城市整体生命的维护。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空间如何复合？如何在中国城市更新的进程中，进一步提升多元群体的社会公平与成果共享？如何让百姓更加美好地生活？关键词八：建成环境与健康。公共卫生与环境属于规划学科最早关注的几个维度之一，随着技术的发展与实践的变化，近年来涌现了新的研究热点。现在我们有更多的大数据支撑研究，对于健康领域的研究可以更加的精到。关键词九：防洪安全与韧性。近期频发的洪涝灾害，让人们越来越关注城市安全问题，我们可以结合城市规划、城市治理做更多的探索。大象北迁，郑州水灾等都不是简单的、孤立的事件，我们应该从这些大的事件（灾害）中总结更大的规律，将其与城市规划的未来发展相结合。关键词十：线上教学与创新。过去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大规模的线上教育，我们认为线上教育与创新是未来的长期发展趋势，也需要思考如何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规划教育模式，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吴院士最后提出，计划将“城乡规划学科发展年度关键词”作为学科发展论坛的一项品牌活动，每一年都向所有学者、学生发布学科前沿动态，把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的最新关键词献给大家。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张兵的报告题目是“国土空间规划的知与行”。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规划目前正在面临的“转变”。报告指出，“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是生态文明体制建设的重要任务。2018年3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发布。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总体建立‘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落实国土空间规划顶层设计”（陆昊，关于2020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2021—10—21）。新制度环境对规划实践产生了四方面重要影响：一是规划对象，拓展到了全要素和全域范围；二是规划目标，国土空间规划融合改革前多种空间类规划，统筹协调内容更多，目标更综合；三是规划过程，通过国土空间信息平台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支撑，规划工作实现了编制—决策—实施—评估—反馈的连续过程，技术工作与行政工作得到高度融合；四是规划机制，规划面向空间治理，治理主体政府（中央与地方）—市场—社会—规划师之间的联动，不断塑造新的规划角色认知。

报告第二部分阐释规划应对转变所需要的“知识”。回顾规划学科的演进历程，每一个历史阶段有代表性的技术和理论实践都会成为那个时期学科发展的组成部分。因此，规划工作者们一是要积极适应和融入国家建设的需要，二是应坚持不懈地追求规划的科学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强调，“建立全国统一、责权清晰、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整体谋划新时代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综合考虑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提出“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做好国土空间规划顶层设计”“健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体现战略性、提高科学性、强化权威性、加强协调性、注重操作性，实现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规划工作者要深入思考如何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提升当下规划统筹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体现出“整体谋划”“综合考虑”“科学布局”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当前，“统筹推进五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三条控制线上下贯通落地，努力做到国家的‘数’与地方的‘线’和‘图’一致”（陆昊，自然资源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闻发布会，2021-10-29）。纵向维度上，全国—省—市—县—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在不同管理层次、不同空间尺度上有各自的分工，市县总体规划层面三条控制线和约束性指标要落图落地并确认可操作性，以此来支撑全国和省层面有关底线约束管控的规划决策，这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反复过程。横向维度上，多部门充分协作，对目标、规则、机制的协同研究，使规划成为政府的规划，而非部门的规划。上上下下、各个方面为此付出努力，正塑造国土空间规划的工作过程和新的工作形态。

张兵局长特别强调，“三区三线”划定不是数字游戏，而是落实战略意图、守住底线、体现控制线划定优先序（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进而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工作过程。“三线”划得科学合理，要建立在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优化国土空间布局，首先是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战略问题，需要在过去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方面的经验以及相关理论积累的基础上，就如何做好全域、全要素条件下的空间发展战略，提出简明的、可指导规划编制工作的要领。在市县总体规划中，优化国土空间布局要重视城市，重视城市创新发展，重视城市内部与外部的整体关系和系统关系，重视城市与区域、城市与乡村、特别是城市内部各功能分区的空间结构和布局形态。三条控制线与城市内部“四线”（绿线、蓝线、紫线和黄线）有机衔接成为系统的空间管控。

报告第三部分讨论规划工作者需要开展的“行动”。规划工作者要聚焦空间配置与土地使用/利用：一是强调在空间与土地使用中的可持续发展（安全、环境、效率、公平、宜居），维护公共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价值观念；二是基于现行法律法规，研究不同规划层级土地使用/利用的规划内容，在国家—省的层级上突出政策性、战略性的引导，在市—县的层级上寻求相对的战略性、结构性和实施性的平衡；三是在衔接土地开发的操作性方面，基于自然资源调查、不动产登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等手段，在城市内部进一步完善控制性详细规划需要，在乡村地区依托县—乡镇—村庄的规划工具，因地制宜地综合发挥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依据的作用。新的条件下（如双碳目标、气候变化、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空间配置和土地使用的可持续性效应和机理成为规划学科的基础性理论问题，对支撑规划编制、实施管理、动态监测评估预警都有重要作用。如何优化空间布局、提高城镇和乡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统筹存量与增量也成为国土空间规划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关于总体规划审批重点，2019年5月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中明确：一是总体规划的战略性，规划目标定位要体现国家战略；二是聚焦底线约束和控制性指标，这些要求要有传导性；三是相邻关系的审查，这就涉及空间与土地使用和国土空间结构布局的科学性；四是规划程序和报批成果形式，编审程序要合法合规。市县总体规划编制工作要聚焦这些基本问题。同时要重视在总体规划中，不仅要完成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战略部署，而且还要重视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系统性、框架性的布局，使国土空间规划有效指导城市建设。

最后，张兵局长指出，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规划工作者要兼容并包，继承发展，把包括城乡规划学科在内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充分调动起来，探索如何更好地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国土空间规划的工作体系应是一个多学科支撑的开放、协同、不断发展演进的体系。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引领下，按照自然资源部党组“连续、稳定、转换、创新”的工作要求，规划界应当围绕着规划工作的价值观念、主要任务和理论技术的核心问题共同发力，把这一轮的国土空间规划做好。

自然资源部海洋一所海岸带科学与战略中心刘大海主任的报告题目是“国土空间规划陆海统筹问题思考与实践”。报告第一部分，综述了世界各国海洋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并详细介绍了联合国发布的《全球海洋空间规划指南》的形成背景与主要内容。自1965年海岸带陆海统筹起步于美国以来，全球海洋空间规划经历了从工具化向多类型的融合手段的发展过程，许多国家都形成了具有特点的海洋空间规划体系，对我国的陆海统筹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报告第二部分，阐述了我国陆海统筹的背景，提出了当前面临的问题并分析其成因。陆海统筹概念及相关理论由我国学者首先提出，得到了高度重视，随着一系列重要文件的相继出台，我国陆海统筹管理进入实际落地阶段。当前我国陆海统筹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陆海产业发展不协调，资源开发过度与不足、浪费与低效并存，生态保护不联动等，究其原因主要有：①陆海二元分割。由于自然要素和生态过程的复杂性，海岸带成为一个既有别于一般陆地生态系统，又不同于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独特生态系统。管理实践中，陆海适用的法律制度和规划不同；②行业部门职责冲突。海岸带既是生产活动最为密集、开发程度最高的区域，也是各职能部门交叉管理、各类部门规划重叠覆盖的区域。机构改革前，我国海岸带管理分属多个部门，各职能部门交叉管理，权责不清，导致海岸带综合管理工作一直难以真正有效推进；③行政辖区缺乏协调。我国海岸线漫长，其自然地理特征因地理位置而异。随着海洋开发能力的不断提升，海洋产业的逐步升级，省际海洋发展竞争加剧，产业结构趋同、矛盾冲突突出，缺乏有效的跨辖区海岸带统筹协调机制；④规划体系重叠。空间规划改革前，很多规划都要进行空间分类分区，都有刚性约束，有些地块甚至有多种地类，控制线层出不穷、政出多门。

报告第三部分，基于系统论深入探讨我国陆海统筹的实现机制，并以山东、青岛、烟台、荣成、崖州湾为例，分享了多层级海洋与海岸带专项规划的实践经验。在理论上，陆地和海洋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系统，通过子系统及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制衡的复杂关系，形成了一个具有复杂性、开放性、脆弱性的有机体，具有显著的复合系统特征。从系统论角度，国土空间规划陆海统筹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关系，包括自然系统的整体性、人类活动对自然系统的损害与修复、陆海经济子系统的竞争与协同、陆海交通子系统衔接、陆海资源子系统互补以及海岸带复合系统的防灾减灾的关系，系统协调的切入点就是对过程的控制，包括物质、能量、信息要素的科学合理的控制，而适用的手段包括完善系统的结构功能、科学调整系统空间位置和加强系统对外输出内容管控。在实践上，通过已进行的多层级规划试点工作，获取了规划编制上的宝贵经验：一是省级层面突出战略导向。省级层面应当要体现国家意志，实现国家管理的需求，既要有刚性又要空间留白，同时要提出省级战略愿景、目标、格局、发展模式、体系以及陆海管理的内容，并对格局、产业、资源、生态和人居等方面进行专题研究，基于管控需求划定海岸带重点管控区或管控线；二是市级层面协调好向下传导和本级落地。在市级角度，有下辖区县的市（如青岛）需要对接具体的区县，一方面要向下传导省级资源、环境、产业等各方面的管控要求，另一方面又要从自身发展角度出发对省级层面传导下来的内容进行差异化的思考，协调好向下传导和本级落地两方面的问题。市级再向下传导的需求不大，落地需求更强，需要解决实际问题，精确到具体区块和功能区的定位与管控要求；三是因地制宜，按需编制海域详细规划。与陆地不同，大部分海洋区域不需要做详细规划。但是在有些区域，海域资源达到了“寸土寸金”的程度，例如三亚崖州湾的科研用海，在有限的海域空间资源下，此类区域有必要编制海洋详细规划；四是全域覆盖，补缺补差，避免死角。海洋详细规划需注意与城市陆域详规补缺补差的问题，如果陆域详细规划已经覆盖到海岸线，对海洋来说详细规划则只需基于陆海功能衔接，重点规划岸线向海一侧空间，科学划定区块控制线和用海方式。如陆域详细规划没有覆盖到海岸带区域，建议海洋详细规划覆盖邻近海岸带区域，一揽子解决该层面的陆海协同问题。从目前的管理实践来看，陆海统筹下一步还有三个要重点解决的问题，第一是要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为海洋和海岸带空间规划的开展提供法律保障；第二是要加强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开展陆海统筹，空间规划是实现各类国土空间要素精准落地的“棋盘”；第三要以用途管制为手段，要实现管理上好用管用，而且要落到具体的用途管控上。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王祥荣教授的报告题目是“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与生态绿色一体化”。报告第一部分，从研究现状与趋势、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长三角城市群现状特征与生态发展诉求等方面介绍了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与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的背景。生态安全是地球生命系统赖以生存的环境不被破坏与威胁的动态过程，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生态系统安全和国家（人类）生态安全。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工业化持续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我国正处于自然灾害、环境事故、生态安全和公共安全事件等的多发、高发期；而城市群的资源环境将更加紧束、生态安全需求更加迫切。长三角城市群拥有41个城市、35.8万km2，有着全国16.1%的人口、24.1%的GDP和25.9%的工业增加值，城镇化率为67.8%，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同时也具有迫切的生态发展诉求。目前，长三角的生态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空间格局、经济发展、自然地理、生态安全四大方面，具体涵盖：跨区域环境风险增加、生态供给与生态服务需求失衡、典型生态系统与生物栖息地受损与退化等。加强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保障研究与集成示范研究，提高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推进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已成为我国国家重大战略与区域发展的重大需求。

报告第二部分，围绕“1个理论框架、5大技术与示范体系、1个联动协同平台”，介绍了其所承担的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保障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的研究目标、成果和示范应用情况。该研究聚焦于两大科学问题：①阐明城市群重大生态安全问题的DPSIR多元共轭机理；②揭示城市群生态安全协同联动机制与保障路径。研究形成了7大方面23项技术成果：①长三角城市群—省—市多维高精度生态安全评价和风险预警集成；②长三角多尺度要素融合的生态修复与功能提升调控技术体系；③长三角城市群PREED耦合发展模式和生态安全保障与决策支持信息平台；④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协同联动机制与管控体系；⑤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云数据库构建与模型集成；⑥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保障决策支持系统研发；⑦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保障协同联动平台构建关键技术及示范。在大量学术成果基础上，相关技术成果已成功应用于上海市九段沙、上海崇明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等地，例如在九段沙形成“一张网（监管）、一套数（数据）、一张图（湿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在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决策支持系统”等。

报告第三部分基于上述研究，王祥荣教授从两个方面提出了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包括：①推进多规合一、全面构建生态红线管控制度、强化控制规模，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王祥荣教授提出应该规划构筑未来长三角城市群区域全方位、立体化生态的红线保护区，建议永久基本农田∶自然生态区∶生态缓冲区∶城市开发用地面积比为3∶3∶3∶1，从而构建起长三角城市群“一廊两源四屏障”的总体生态安全格局。同时，要严格管控三大空间，主要管好三大空间的土地利用、景观组成、景观与生态安全格局等。针对一体化示范区，要加快落实城市总体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产城一体化规划的实施，推进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完善城市“双修”规划；守牢生态红线，明确生态管控空间范围，制定并落实相关管控机制，强化生态空间管控；②深化环境治理，改善环境民生、推进新型城镇化。就长三角城市群的环境保护问题，王祥荣教授提出完善水污染防治措施的区域联动、加强海洋环境生态保护、建立大气污染防治体系和监管体系、健全土壤污染控制法规、大力发展信息化产业和高端服务业、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等建议；并指出要在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生态产业、减排与碳中和、生态文化等领域，积极贯彻落实相关政策与理念。最后，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城市群生态安全，促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是十分重要而紧迫的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郑德高副院长的报告题目是“绿色城市、低碳城市的比较、战略与行动”。报告第一部分对“绿色城市”和“低碳城市”两个概念内涵进行了比较。“绿色城市”概念源于对环境危机的反思和对宜居环境的追求。低碳城市的概念则源于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危机，聚焦于通过“减碳”行为将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因此，报告将“绿色城市”界定为：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出发，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然资源、降低城市对生态系统扰动为原则，以绿色空间生境指数为衡量标准，追求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城市与自然融合共生的城市；结合今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将“低碳城市”概念界定为：从人与人工系统的减碳增汇出发，以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为基础，以低碳能源生产和消费为主要对象，以城市碳排放总量为衡量指标，在发展经济和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致力于减少碳排放的城市。“绿色城市”更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绿色空间生境指数为主要指标；而“低碳城市”更强调人与人工系统的关系，衡量城市的碳排放总量。

报告第二部分总结近年来国外已有绿色城市与低碳城市的规划实践。第一类聚焦于低碳城市，以哥本哈根《2025年气候规划》为例。该规划围绕能源消费、能源供给、低碳交通、城市管理四个关键领域，提出具体目标与举措，但其综合目标较为简单，多聚焦于能源供给侧的“减碳”；第二类将低碳城市与绿色城市理念相结合，以温哥华《最绿城市行动规划2020》为例，规划从健康的生态系统、绿色经济和减少碳排三个维度，提出十大绿色行动，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质量、绿色空间可达性、固废循环利用、使用可再生能源、鼓励绿色交通等内容提出指标约束；第三类编制综合环境战略规划，融合低碳、绿色和韧性理念，以《伦敦环境战略》和《新加坡绿色计划2030》为例，两者都提出为更美好、更绿色的未来做好准备，进而分解为相应绿色策略与行动，并针对城市面临的安全问题，提出了具有本地特色的韧性策略。

报告第三部分提出我国绿色低碳城市规划实践的总体目标与路线图。绿色低碳城市的总体目标是：生境友好、功能复合、畅享绿意的绿色城市；能源清洁、消费有度、资源循环的低碳城市；安全可靠、自我适应、协同治理的韧性城市。其中，“绿色城市”分目标包括：①生境优先“+绿色”：将城市视为连续有机整体，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②功能复合“绿色+”：以绿色空间为中心推动多样应用场景；③推窗见绿“绿色3”：为居民提供健康舒适的空间环境。“低碳城市”分目标包括：①能源供给减碳：能源结构与能源技术双优；②能源消费减碳：消费端总量和强度双控；③资源循环无废：固体废弃物源头和末端双减。“韧性城市”分目标包括：①危机应对完善，全面提升应对危险时的安全系数；②自我适应调节，提升人工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抵御灾害和自我调节能力；③智能决策治理，通过智能系统协同实现风险预测、评估与治理。

报告第四部分针对绿色城市和低碳城市两大规划目标，结合雄安新区、成都公园城市等案例，提出具体行动建议。“绿色城市”行动建议包含六个内容：①保护与丰富生物多样性，提升生物网络连通度，合理确定迁徙廊道宽度，提高生境斑块质量，建议推广“绿色空间生境指数”指标；②保护与增加蓝绿空间，保障蓝绿空间总量和绿地率，但具体指标应根据尺度和地域特征调整；③构建城市绿色空间网络；④以生态公园为导向的城市开发模式（park-oriented-development）；⑤提高绿色空间的覆盖率与可达性；⑥鼓励形式多样的立体绿化。低碳城市行动建议包括七个内容：①构建集中式与分布式相结合的可再生能源体系，结合国情形成灵活的相互补充的供应系统；②应用多元化的调峰储能设施；③推广全周期节能减碳的绿色建造，尤其需重视既有建筑的低碳节能改造；④完善公交与慢行导向的绿色交通体系，提升步行环境舒适性，并对相应交通设施进行改造与预留以面向能源变革；⑤推进低碳经济转型，提升高碳企业用能效率；引入新兴零碳产业；⑥鼓励固废资源的再利用；⑦推广水资源循环利用系统。

最后，基于技术和规划手段集成，提出我国绿色低碳示范区五个方面的发展方向：①城绿共生的融合城市；②绿色出行的紧凑城市；③集约高效的循环城市；④人性化街坊与建筑；⑤智慧管治系统。郑院长指出，在当前“双碳”目标热烈讨论的背景下，应该注意：一是绿色城市建设中要避免片面追求绿地面积，而忽略绿地质量提升；二是在低碳城市建设中要避免盲目模仿照搬，避免“运动式”低碳。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党组书记叶斌的报告题目是“国土空间治理能力提升与行业基础知识、技能拓展的思考”。报告分为四个部分。报告第一部分以违法用地多和耕地保护压力大两个突出矛盾为例，提出当前空间治理存在的问题。一是“两规不一致”。城市总体规划突出“城市”有关综合部署主题，对“量”的关注不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突出“农地保护”主题，对空间布局及各要素之间的组织关注不够。城乡规划注重用地分类和远期规划蓝图，土地规划注重用途管制和近期实施导向，两者要素配置的技术理性不同，导致建设用地形态、要素组合等差异显著。城乡规划突出发展导向、侧重城乡居民点、缺乏对规模预测的约束；土地规划依据指标分配、侧重耕地保护，但自上而下的空间指标分配方式导致规划空间布局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碎片化”。城乡规划的镇村布局规划过于理想，较少关注外围乡村和生态空间，土地规划则对乡村全面发展考虑较少，多将村庄作为流量指标来源。总体来看，两者均不是全域、全空间要素的规划，规划编制都缺少综合观点。二是用途管制制度单一和机械。目前的用途管制侧重于“农转用”管理，并没有实现全域全要素的用途管制。同时，在“农转用”管理过程中，现状的管制制度过于机械：由于基本农田划定规则的限制，中心城区外3km范围基本农田布局缺乏理性；省级以下（含省级）涉及基本农田的基础设施，缺乏实施路径；现行有条件建设区多是允许建设区的“补丁”，缺乏规划弹性和由现状到规划的实施过程引导。三是技术标准政策不稳定。以土地调查为例，“二调”与“三调”的现状调查规则发生变化，导致农业用地统计数字的大幅度变化。总而言之，城乡规划和土地规划各自追求单一的目标，技术分离、实施手段缺乏衔接，反映出空间规划的治理方式和水平急需改革、提升。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空间规划行业应建立“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对所有国土空间分区分类实施用途管制、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监测和监管机制。

第二部分介绍了“规划和自然资源空间治理业务链”。叶局长提出，落实机构改革要求，行使“两统一”职责，需要整合构建全流程“七大类”业务管理体系：①“调查”，即基础测绘、基础地理信息管理与自然资源利用现状的调查和动态监测；②“规划”，即组织编制各类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③“管控”，对各类国土空间进行用途管制和空间准入；④“利用”，即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⑤“权属”，包含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权益以及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⑥“修复”，统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和耕地保护；⑦“执法”，自然资源以及违法用地执法监督。七大类互为基础、相互关联。

报告第三部分具体阐释了用途管制的内容、依据、手段、结果。过去以农用地转用为重点的土地用途管制不再适应当前规划资源工作的要求，亟需构建“全域、全要素、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的要求：“健全用途管制制度，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对所有国土空间分区分类实施用途管制”。报告指出，建立全域全要素用途管制制度，包括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建设用地（城镇、乡村）、农用地和生态空间四大方面：农转用的用途管制应进一步完善和改革；建设用地方面，南京已经建立全要素规划条件管理制度，但乡村建设用地管制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农用地内部管制规则需要建立；生态空间需要在新的理念和标准下，重新审视原有保护规划，出台新的管制规则。随着用途管制概念的扩大，其规划依据、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急需改革以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第四部分探讨了行业的基本理念、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的拓展。规划工作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既涉及自然资源和人工环境，又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有工作应该以人为中心。规划工作者首先需建立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和综合协调的系统观。其次，针对改革后的行业特征，规划工作者需要融合、拓展基本知识，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叶局长建议规划行业基本知识框架应包括：生态与安全、农村运行基本知识、城市运行基本知识、不动产基本知识、经济财务基本知识、社会管理、城市历史与文化、系统论、法律知识以及以城市设计为代表的塑造美丽国土的基本知识。此外，针对“空间”和“规划”的特点，还需要完善基本技能，包括识图用图及必要的制图能力、社会沟通的能力、GIS等现代技术的运用能力等等。国土空间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师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融入大局、服务大局，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田莉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土地发展权与国土空间规划：治理逻辑、政策工具与实践应用”。报告第一部分，介绍了土地发展权的理论内涵及对国土空间规划的意义。土地制度与产权改革是我国过去40多年经济改革与转型的重要内容，也是未来城镇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土地发展权的配置以及国土空间规划体制紧密相关。土地发展权是土地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产权分为公权领域的土地规划权和私权领域的土地发展权，土地规划权对土地发展权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我国，土地发展权的配置主要包括两个维度：一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传导的过程，包括指标控制、分区管控等多种手段；二是城市和乡村土地发展权的统一配置与动态平衡的过程。土地发展权的层级上，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是二级分级体系，一级土地发展权为政府间土地发展权的分配，二级土地发展权为地方政府和土地使用人之间土地发展权的分配。国土空间规划是土地发展权配置与流转的重要载体与工具。报告指出，目前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体系中，存在“技术逻辑+行政逻辑”主导，治理逻辑的体现不足及土地发展权政策体系的缺失等问题。我国尚未建立起层次性、系统性的土地发展权体系。如何通过完善的土地发展权政策工具设计，将其与空间规划的编制和实施紧密结合，是国家空间治理能力提升的核心议题。

报告第二部分，阐述了土地发展权的治理逻辑及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关系。整体性治理是目前我国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主要目标。从改革开放以来空间规划的演进历程来看，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不断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断变化，央地之间以不同类型空间规划为表征的治理张力呈现出周期性调整的特征。国土空间规划的提出其实是中央通过强化中央统辖权的方式，解决多规并存的矛盾，以整体化为取向，克服碎片化管理困境的重要手段。就目前政府间关系而言，条块之间对土地发展权的争夺将持续存在。以公众为中心，改进“管理主义”的价值倾向；以整体性为取向，克服碎片化管理的困境是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整体目标，其核心内容是以“公平+效率”为导向的土地发展权配置与流转，可为维持央地之间关系稳定与城乡高质量发展提供弹性空间。

报告第三部分，从体制场域和社会场域中的土地发展权与空间规划两个方面，对土地发展权的配置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土地发展权的配置与流转可以分为两个方面：①体制场域。聚焦于委托代理关系，关注公权力干预与空间管制下央地之间的土地发展权配置，即中央通过五级国土空间规划配置一级发展权。其土地发展权管理的主要手段包括三个：一是主体功能区划。基于主体功能区划，不同主体功能区建设用地指标分配与审批管理政策不同；二是各种刚弹性指标的管理。通过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等的层层分解进行中央到地方的土地发展权分配，地方拥有弹性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三是“三区三线”的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属于空间保护类管控手段，城市增长边界则属于建设发展类管控手段。②社会场域。聚焦于政府社会关系，关注公权力干预与空间管制下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土地发展权配置，即地方政府面向土地使用者通过指标和空间管控配置土地二级发展权。社会场域中的空间规划主要包括原城乡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多种类型。传统的城乡总体规划通过确定用地规模、“三区四线”等内容进行土地发展权的配置，控制性详细规划通过指标规定、用途管控等内容进行土地发展权的配置。另外，城市更新与土地发展权的关系亦十分密切，城市更新许可权放权是土地发展权配置转移的重要方式。报告指出，目前无论体制场域还是社会场域中的土地发展权配置，都存在政策体系性不足的问题，在权利配置上缺少评估发展权潜在价值的科学方法，在流转中尚未形成市场化的交易机制，在空间优化中对转移区接收区缺乏统筹引导，这些都影响了区域的均衡发展与公众、集体和个体利益分配的均衡。

报告第四部分，结合土地发展权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实践应用，从破解一统体制下的治理规模与有效治理困局和破解碎片化地方威权主义与反公地困局两个方面提出了建议。首先，对于破解一统体制下的治理规模与有效治理困局，报告指出在空间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央地关系是达到区域均衡与有效治理的关键要素。如何做到中央垂直机构到位不越位，避免地方政府要素的空壳化，是未来要解决的重点。目前的管控体制下，需要强化三个方面：①强化区域合作以应对行政发包下区域横向协调的不足；②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应对庞大治理规模带来的治理失效与行政成本高昂；③强化社会监督，建立制度化的对地方政府的有效约束机制而非仅依靠中央督察。并以“主体功能区划中的影子指标”为例，介绍了主体功能区土地发展权益均衡配置的模式创新机制设计。其次，针对碎片化地方威权主义与反公地困局带来的社会场域土地发展权配置问题，报告提出三点：①通过划定土地发展权配置转移政策分区等实现城市规划目标与土地使用权人的权益均衡；②对集体土地的土地发展权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实现城乡土地权益的均衡发展与空间治理；③强调多方治理模式的作用，通过城市更新中广泛的公众参与和公开透明的基层民主程序降低“合谋”的问题。报告最后总结，土地发展权是我国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手段，是建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目前中国城镇化模式与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政策挑战。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治理逻辑应充分体现土地发展权配置的公平与效率导向，以应对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张力，而不应该成为各种规划的繁杂叠加。宏观层面的规划应聚焦战略性、结构性要素的管控，并强化土地发展权政策体系设计；微观层面的规划应更多地契入社会参与和监督机制，最终实现空间共建共享共治的规划目标。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杨俊宴的报告题目是“城市设计的技术演进与趋势”。报告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研究背景。城市设计发展脉络存在三条主线——理论线、实践线和技术线。城市设计的技术方法是以设计者对城市的认识作为起点，充分结合在不同的城市发展阶段特征，最终确立定位工作的范畴、目的和特征，并寻找和探究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手段。随着信息革命的进行，城市发展阶段进入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城市设计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因此，在传承既有方法技术的基础上实现技术方法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部分，城市设计技术的分类方法。报告在梳理城市设计时间线、城市设计技术方法演化中的大事件、城市设计技术相关著作及期刊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出120余个不同时期的城市设计技术方法，然后通过知识图谱将城市设计技术知识域矢量化，显示知识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提出城市设计技术方法的八大基本分类，即形态类、意象类、视觉类、系统类、生成类、经济类、生态类和社会类。

第三部分，城市设计技术的类型划分。对八类城市设计技术进行解读，形态类城市设计技术勾勒不同尺度的外在表征，遵循空间规则；意象类城市设计技术折射城市居民的心理感知，强化空间标识；视觉类城市设计技术打造空间特色的可见场景，彰显空间观景；系统类城市设计技术优化城市板块的关联网络，组织空间功能；生成类城市设计技术学习不同系统的内在关系，生成空间形态；经济类城市设计技术增强城市空间的市场效率，提高空间回报；生态类城市设计技术协同自然要素的城市关系，塑造空间景观；社会类城市设计技术活化不同人群的空间属性，稳定空间秩序。

第四部分，城市设计技术的演进脉络。将八类城市设计技术的演化按照时间和技术迭代进行“纵切”解析，发现存在“八脉并行”的特征。每条脉络都经历多种技术方法的层层迭代，在实践过程中不断集成、改良、分化、创新，形成了不同形式的演进特征。进一步将上述八条脉络汇总，发现这些城市设计技术中存在美观性、实用性、效益型的三条关键性序列，这与古典建筑学所提的“实用、经济、美观”原则存在内在关联。同时，城市设计技术方法在这样演变的过程中存在阶段性变化，第一阶是古典美学方法，第二阶是空间计量方法，第三阶是数字智能方法。第五部分，城市设计技术的发展趋势。与八大脉络相对应，前瞻城市设计技术的八大发展趋势。形态脉方面，是多维数据下的城市空间规律深度挖掘与预测，以洞察、认知未来城市的空间形态场景；意象脉方面，即城市空间意象的基因特征数字化识别、提取、解析与传承，以建立城市数字空间意象的基因信息库，构建未来城市数字意象的多重资源网络平台；视觉脉方面，走向虚拟城市空间的全息仿真与设计场景沉浸式体验；系统脉方面，实现全链条数字交互模式下的未来人机交互式城市设计，达到“分析—设计—管理”的一体化与及时交互反馈；生成脉方面，走向AI结合下的未来可信人工智能城市设计；经济脉方面，探寻多维度高精度数据实时模拟下的城市效益更优解；生态脉方面，探索双碳导向下的城市生态效益与健康城市；社会脉方面，是面向赛博空间的未来虚拟城市设计，以感知、理解、营造城市的未来社区图景。报告最后指出未来城市设计技术的发展存在三大趋势：第一，技术创新涌潮下未来城市设计技术的井喷发展；第二，数字化技术支撑下不同脉络城市设计技术的系统整合；第三，数字网络时代下城市设计技术方法的阶段质变。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张尚武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三区三线’统筹划定与国土空间布局优化：难点与方法思考”。报告第一部分，分三个层面总结了当前“三区三线”划定工作的难点。第一是认识层面，即基本的逻辑是什么？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总体上强调自上而下推进编制工作，但实际情况是同步开展，如何理解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关系？这次改革是不是只是强调底线控制，“三线”划定作为一项核心工作，与空间战略是什么关系？第二是技术层面，即如何划。当前在技术层面碰到许多具体问题，如双评价作为要开展规划编制的工作基础，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当前试划工作突出耕地保护，但保护好了耕地，是不是就等于优化了格局？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如加强开发边界的刚性管控，如何应对城镇发展的不确定性？许多地方实际上都存在城乡建设用地倒挂现象，但规划都希望通过乡村减量增量流量，究竟怎么看待乡村未来发展的趋势？第三行政层面，即如何管。总体上要求规划编制面向规划管理和实施，要求编制好用、管用、实用的规划，必然要求将怎么划和怎么管对应起来，当前的工作重点在划，而针对如何管的规则尚未建立。

第二部分，探讨了划定“三区三线”的内在逻辑。第一，应从内在逻辑和基本概念上来理解和认识为什么划“三区三线”以及什么是“三区三线”。“三区”是构建国家开发保护格局的要求，对应空间功能分区，是多层次的。“三线”是落实国家战略的具体治理手段，要落实到土地用途分类管控。地方层面划定“三区三线”，是为了贯彻国家战略到地方的落实。但目前传导体系上有很多断点，如国家保护开发的意图向地方的传导，主体功能区是以行政单元为主的政策区，但如何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连接起来，简单讲，就是如何向规划分区传导，以及“三区”如何向“三线”传导等等。第二，要理解“三区三线”统筹划定与国土空间布局的优化的关系。不同空间层次有不同的侧重点。国家尺度上不仅要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也要落实区域协调和国家重大战略，提出自上而下的传导要求；省级层面强调的是指导、协调、深化，并监督实施；到了市县层面是布局优化更为关键，要从长远发展角度建构建相对稳定的城市结构形态。综合来说，“三区三线”划定要落实战略意图、守住底线，进而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不能局限于技术性划线。要发挥统筹和管控作用，其背后则是产业发展、财政支出、设施供给、社会治理、生态管控等一系列配套政策机制，构成了对国家空间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验。

第三部分，提出了对未来工作的方法思考。第一，建立国土空间规划的系统观。国土空间是多要素复合、立体化、动态使用的空间，要从多层次、多维度、全生命周期视角，树立国土空间布局优化的系统观，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转变：一是系统思维，统筹效率、发展、公平、安全，不能够就事论事，变成单一选项；二是共生思维，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安全和资源保护利用是共生关系；三是多元思维，平衡生态、社会、经济、安全多元价值目标，是空间规划改革的意义所在，也是规划赋能的价值所在；四是动态思维，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是动态过程，要处理好目标和过程的关系，绝不能让空间规划改革异化为“卡脖子”规划，近期重点解决好“十四五”期间的冲突问题。第二，加强关键技术链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双评价和双评估的作用。不同层次的双评价作用不同，国家>省>市>县，并且要重视区域和流域评价；评价方法要实用，突出解决问题导向，特别针对重大约束和安全风险问题的结论要明确；双评价和双评估要与空间战略研究结合起来，特别是多宜性问题要与方案研究结合起来，否则就失去了适宜性评价的意义；二是注重空间需求预测方法和提高策略研制的科学性。关注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匹配性是决定规划科学性的基础。河南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采用多情景“五定”来综合预测人口与城镇化路径，形成以三大次区域为基础的差异化空间策略引导体系，这种思路值得推广；三是建立传导规则与空间分区、用地分类标准。分区分类标准要与各层次的规划使用对应；省级、市县级再到详规要建立分区向分类转化的规则；针对既定的三线“不重叠、不交叉”规则，这个问题要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要通过开发控制分区，把功能性、政策性的分区转化成用途管制手段。第三，推动实施体系构建。一是构建多规合一的规划运行机制。关注事权，强调实施导向，以好用、有用、实用作为评价规划成果内容体系的标准；二是突出动态监督和滚动实施。建立动态考核和动态实施模式，以过程思维推动规划的实施，以近期规划作为实施载体，推动国土空间规划向战略性的行动规划转变；三是完善法律法规和空间政策体系。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不仅是统一的规划编制体系，更为关键是离不开政策和法规体系的建设。

报告最后一部分指出，针对当前“三区三线”试划工作的问题和难点，理清工作思路和方法是关键。第一，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新时代国家空间治理能力建设的需要，统筹划定“三区三线”背后，是城市发展理念转变到规划编制体系、实施运行机制的系统性重构过程；第二，统筹划定“三区三线”，要树立国土空间规划系统观，不能把发展和保护对立起来、发展和安全对立起来，更不能按照简单的行政思维异化为“算数落图”“划线”工作；第三，大道至简，行稳致远，相关的研究工作和创新实践亟待整体推进。

本次论坛以城乡规划学科发展为主线，包含了城乡规划学科年度关键词、国土空间规划的知与行、陆海统筹、城市群生态安全、绿色低碳城市、国土空间治理能力、土地发展权、城市设计技术、国土空间布局优化等多项重大议题，内容精彩纷呈，展现了演讲嘉宾对学科发展及国土空间规划的卓越见解，吸引了众多规划学界业界的专家代表和师生在线聆听，引发了各界的深度思考，将对我国城乡规划学科的健康发展产生持久的积极影响。

（徐浩文、张贻豪、许珂玮、王启轩、李子豪、杨沛然、徐馨阳、田琳、窦寅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