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日—3日，由金经昌/董鉴泓城市规划教育基金、《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主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参与联合主办的第16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暨2019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钟庭报告厅顺利举行。

       论坛开幕式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彭震伟教授主持，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伍江教授、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彭震伟教授分别代表学校和学院致欢迎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教授代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致辞。

       随后举行了2019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典礼。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教授主持颁奖典礼并介绍了评选过程及评选结果。董鉴泓教授、伍江教授、吴志强教授、陶松龄教授、张庭伟教授、陈秉钊教授、赵民教授、唐子来教授、彭震伟教授等为获奖者颁发奖状、奖牌和奖金。

       11月2日上午的主题报告环节，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彭震伟教授主持。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王建国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关于数字化城市设计范型的几点思考”。王院士在开篇指出，美好、富有特色、舒适宜居和充满内涵的城市人居环境和场所营造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报告的第一部分指出，数字化城市设计范型拓展了城市设计的理论内涵。首先，城市设计主要研究城市空间形态的建构机理和场所营造，而城市空间形态是典型的“一果多因”的产物。当下，基于人机互动的数字化技术给城市设计的学科演进提供了革命性的动力和专业支撑，即“基于人机互动的数字化城市设计范型”。数字化城市设计范型的研究思想源于当下科学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也基于城市设计学理具有科学内涵的坚定认识。其次，城市设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城市设计是一种“决定论”驾驭的设计和工程实施管理的城市设计，体现为确定、连续和宏大叙事；广义的城市设计是一种对环境具有敏感和自适应的“行为主义”城市设计，体现为不确定、离散、局部场所。在“万物皆数”的今天，“广义的”和“狭义的”城市设计的知识边界正在消融，基于“多重尺度的全链体验性把握”的城市设计编制和场所营造正在更新迭代我们对于城市设计的传统认知。当前，基于移动互联网、数据科学、机器学习、云计算的数字技术进步，给城市设计发展带来范型迭代的重大契机。“万物皆数”正在重新构建城市空间形态。今天人们正在用全新的方式更加精确测量和理解我们自己和社会，人群所标设的平均值越来越没有意义，城市设计面临“个体即主体”的空前挑战。对无数个体“自由意愿”通过多源数据采集、识别和认知，可以转化为城市设计和城市建设的重要依据和决策参考。当今社会正在呈现一种“个体泛在”的主体性。“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不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层级传递表达，而是一种需要无数个体意愿能够真正转化为城市设计和建设中的“普惠原则”的“以人为本”。报告第二部分，介绍了数字化城市设计所带来的设计过程的变革。首先，传统的城市设计是相对依赖经验判定，基于局部信息和个人化的分析模型，相对发散和直接的局部最优解；基于人机互动的数字化城市设计过程，是多重反复校核的互动决策过程，是更加全面的社会认知基础上的综合判定，是趋向相对理性和复杂的整体最优解。其次，城市设计是具有人文艺术属性的工作，兼有客观理性和主观感性两个方面的内容。数字化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把传统的通过人脑逻辑性思考问题转变为基于大数据的概率计算问题，从而实现城市设计基础信息的客观解读和研判，并为下一步基于社会价值、艺术创意和主观感性的城市设计综合技术操作打下客观理性的基础。通过“基于风貌保护的南京老城高度导控城市设计研究”、“南京下关镇和玄武湖城市天际线的研究”、“芜湖总体城市设计研究”等案例，向大家展示了数字化城市设计在历史上第一次大幅度提升了人们对城市空间形态建构并大概率趋近正确的研判能力，进而极大提高了城市设计在实操层面的有用性。从目前已经呈现的城市趋势、方向和取得的初步成果看，城市设计的科学属性正在被重新定义和揭示，城市设计学科和专业也会因此实现跨越式的重要拓展。第三部分，提出了关于数字化城市设计范型的四点个人感悟：①城市设计最新发展主要依托数字化为特征的科技革命，由此开始能够真正应对大尺度城市空间对象及其总体性的城市风貌和人居环境品质管理；②新一代“数字化城市设计”主要针对的是大尺度城市空间形态客体，其全新的“数据库”成果实现了对传统城市设计成果认识的知识进阶；③数字化城市设计成果具有以往狭义城市规划的专业属性，可以与规划管理发生更加直接有效的衔接，“用设计做规划”在未来或将成为未来的重要抓手；④数字化城市设计范型构建的意义在于通过当代的“大数据思维”方法，对多重尺度城市空间形态相关多源数据进行全体采集、交叉验证并分析处理，并将结果反馈协同于基于信息分析决策的规划等有形之手，使城市形态的规划建构、空间形态演进更具大概率的正向性和合理性，进而，在此基础上开展创造性和差异化的城市设计，就会取得更多科学的“真理”共识。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陈雯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新发展理念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空间分工与合作”。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重新认识区域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即在打破行政界限约束、促进要素有序流动的基础上，把分散的各个地区，根据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区位条件差异性，分工协作，有机配置，形成一个整体合力的过程。具体包括分工-合作-发展三部曲：一是空间分工，即开发与保护的分工。以分区技术建立有机衔接的国家省-市县空间功能分区体系，在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最大化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开发和自然生态保护的分工均衡。通过政策协同，实现要素集聚和财富转移。二是区域合作，塑造合作收益和红利共享的内在动力。通过专业分工引导规模集聚经济，促进产业链更大范围配置，降低流动成本和交易成本，实现分享经济、红利共享。通过改革，克服信息不完全、道德信任等结构性、制度性障碍。三是共同发展，通过一体化空间规划引导经济集中、可持续一体化实现生态安全、包容性一体化促进社会公平，最终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共存。政府所要发挥的一体化职能，主要体现在打破行政分割的制度安排，实现物理和制度空间无障碍连通，防止经济过度集聚带来的负面作用，负担起保护社会生态和保护公平的责任。第二部分，阐述了全球化背景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思路。长三角是我国参与全球竞争最具综合实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和一体化进程最快、程度最高的区域，尽管一体化背景下地区矛盾及资源环境瓶颈压力较大，其仍然是得天独厚的一体化试验地。新一轮研究提出，长三角区域战略定位为“一极三区一高地”：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发展一体化示范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围绕这一战略定位，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应当充分体现高质量发展的分工、合作、联通、协调四大核心内容和创新共推、协调共建、开放共进、生态共保、民生共享五大发展理念：①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推动产业与创新深度融合；②区域联动、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城乡融合发展、跨界区域共建共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③高水平开放平台、协调推进开放合作、国际一流营商环境；④生态共同保护、环境协同防治、生态环境协同监管；⑤公共服务标准化便利化、共享高品质教育医疗资源、推进文化旅游合作发展、共建公平包容的社会环境。第三部分，指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实施落地需要关注的一系列空间关键问题。一要关注空间上要素流动的变化。具体包括：①空间极化问题，即中心城市是虹吸还是扩散的问题；②重大政策载体对空间要素流动的影响；③发展不充分、经济下行及环境监管压力对空间的影响；④新经济发展对区域空间发展的影响。二要关注一体化区域的空间分工。随着全球制造业分散、专业化指数下降，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应遵循“按照资源环境本底协调地区分工”的总体原则。如上海作为国家级优化开发区域、中心及服务核；沪宁杭合甬为国家级优化开发区域，创新走廊和服务经济核心区域；沿江沿海沿湾区域作为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基地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及实业基地；大山大湖大河为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经济先行区。要思考创新发展背景下，创新空间与产业链升级的空间在哪里？三要关注一体化的区域合作与协同管理（管治）。具体包括：①专题合作，包括损益型合作，如苏浙跨界水污染的治理；共享型合作，如长三角无障碍旅游圈的建立；比较利益型合作，如申苏浙皖高速公路的对接等。需要面对发展需求不平衡、发展利益及愿意支付的代价不均衡的现实困难；②跨界合作，关键是协调行政区管理和一体化管理的责权利，如基于规划管理、土地管理、财税分享、要素流动、公共服务共享的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如沪苏跨界、沪浙跨界、苏皖跨界等跨界区域的协同管理；③长三角的新飞地方式，主要指上海临近区域的合作示范区，如前湾沪浙合作区、嘉兴对接上海的桥头堡等。关键在于明晰政府和市场分工，强化模式和规则合作。四要关注空间精细化的协同管理。避免一刀切的发展思路，通过协调指标、不同标准，风险防范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按照管治要求的功能区关联关系等路径实现空间精细化协同管理。五要关注生态资源如何转化为经济优势。进一步探索生态优势转化经济优势的三种路径机制：生态经济化、产业绿色化和生态补偿机制。

       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伍江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城市有机更新及其实现路径”。报告重点强调了城市有机更新的重要性。第一部分首先提出，城市有机更新是城市发展的常态。在城市发展的全生命周期时间范围内，增量型发展阶段是短期的和非常态化的，而存量型发展阶段是长期的和常态化的。城市改造更新必须尽快进入“正常”轨道，即城市有机更新轨道。城市发展需要设立五大底线——土地资源底线、生态宜居底线、历史人文底线、社会公平正义底线和公共安全底线，这也是城市更新的基础。城市有机更新的本质，一是不断提升城市经济能级，人类社会以经济创造为前提，要激发城市生产力和创造力；二是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城市根本功能是城市中的人们所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要提高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和空间品质；三是不断挖掘与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推动文化创新与文化繁荣；四是持续保障城市公平正义，化解和消除城市冲突，创造社会和谐；五是持续坚持绿色发展，加强城市的安全性、有序性、韧性与可持续性。第二部分，阐述了城市有机更新是城市常态下的发展模式。城市有机更新的特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象，有机更新的对象应该包括城市里面所有的建成环境，而不只是建筑。二是过程。有机更新过程要注重空间上的连接和时间上的渐进。三是要素。有机更新的要素不仅包括空间环境，也包括功能属性、产权关系和技术方式等。四是类别和维度。有机更新包括战略性、系统性、多元性和过程性四个类别和层次、类型、过程三个维度。从类型维度看，城市有机更新可以分为“旧而新生，新旧共生，新而再生”3种类型。其中，“旧而新生”强调要尊重城市中的历史部分，通过空间更新、功能更新、产权更新、技术更新，将衰败重新融入到城市发展中，获得新生；“新旧共生”强调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内容，包括建筑、公共空间和设施；“新而再生”强调无论是已经新生的历史部分，还是已经完全取代了历史的新建部分，仍然需要不断改变，城市处在不断的更新之中。从层次维度看，城市更新有不同层次，可分为辐射性节点和频发性节点更新。辐射性节点更新具有战略性和引导性，往往能带动更广阔区域，多为自上而下的方式；频发性节点更新具有自发性和不可预见性，多为城市局部的更新，自下而上的方式为主，具有以小促大的积极改善作用。从过程维度看，城市更新需要通过制度设计、规划实施到管理运维的全过程路径才能够实现。第三部分，提出城市有机更新下的路径思考。城市有机更新应包括政策制定、规划设计、实施管理的全过程。①政策制定方面：应建立制度性更新推动力，建立政府与社区的紧密联系，提供有效且稳定的资金支持；保护已有社会经济结构，在维持原有社会邻里网络结构的前提下，优化完善老城区基础设施，提供丰富的公共活动；重视更新过程中的公平正义，重点考虑低收入群体的地区更新，减少空间提升后带来的其它地区的落差；②规划设计方面：应关注城市敏感区，对敏感区域等活力点、辐射节点进行重点控制，通过更新影响辐射更大的范围；注重对已有空间的活化，在既有空间中寻找适应性新功能；传媒介入下的全过程公众参与，注重城市作为媒介的作用，利用城市更新过程带来的城市品质提升，制造群体性话题，引起公众对城市更新的关注和支持；③实施管理方面：应注重规划实施的持续性；注重对日常运维的保障，有机更新过程并不止于规划完成，需要一直贯穿整个后期运维阶段；利用新技术建设开放的信息平台，为实现广泛的公众参与、持续的实施情况监督、高效的信息发布、易传播的公众教育创造条件。最后，伍江教授作了总结：城市更新不应该总是大规模、手术式的大拆大建，也不应该总是一成不变、死气沉沉、一切按照事先规划的效果图式的景象创作。城市的生命力既表现在战略性的空间布局与建设引领、城市能级的持续提升，也体现在那些微观层面上的积极应对和活力激发，有时更体现在那些非预见性的、自发的更新过程之中。惟有尊重城市发展演变的规律，亦即城市有机更新的规律，城市的生命力才会愈加旺盛。

       11月2日下午的主题报告会分上、下两个半场，分别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唐子来教授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系主任杨贵庆教授主持。

       美国伊利诺斯大学（UIC）城市规划系终身教授张庭伟教授的报告题目是“理论溯源及范式转移”。报告以规划经典理论的溯源与创新为切入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学术问题：理论溯源及范式转移。理论是“一套规则的正式陈述”，能够为所研究的现象提供“系统的或科学的解释”，从而成为该学科的学理基础。理论的核心是其所包含的价值观。任何学科，只有建立学科自己的理论基础，才是一门完整成熟的学科。首先，在最基本的哲学认识论问题上，经典的两元关系世界面临三元关系的调整。世界的基本构成从两极（主体、客体）可能变成三极（主体、客体、人工智能体）。出现的第三极即“主观建造的客观”，将打破传统唯物主义哲学的主观-客观、唯物-唯心的两元关系。因此，对未来不完全的“客观”的人工智能体世界的认识，以及未来的城市形态管理，都迫切需要理论溯源。其次，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越来越成为很多学科面临的挑战。范式是与客观实体相对的抽象“典范”，是“科学共同体”，是一套世界观及规范，是库恩所认为的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就是一种新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的变革，是世界观、价值观的改变。真正的“范式转移”必须有“源理论”的指导，反映出源理论及其应用的重要改变。因此，迫切需要对理论等级加以梳理，分清是否源理论发生了变化。理论等级结构包括：源理论-支理论-分理论。源理论是人类知识及各学科的基本理论，有明确的价值取向，有超越时间空间的普适性意义。如果仅仅是新理论而不是源理论的变化，就无法支撑“范式转移”。报告第二部分探讨了一个经典的规划问题：城市改建和城市更新。张庭伟教授提出围绕城市更新理论的三个维度：动力机制（institutional、设计形式（form and design）和空间使用及认知（space use and perception），并归结为五方面的理论：一是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理论，即对城市空间生产动力的研究；二是城市学、地理学理论，20世纪后期以来对城市自身演变的研究；三是新技术的应用，应用IT技术分析人流及物流在空间的分布；四是城市设计及建筑设计理论，对城市空间形式及空间内部关系的研究；五是新趋势，空间规划设计和新兴科学的结合，如与生命科学结合的健康城市，与智能技术结合的智慧城市等。其次，回顾了J.弗里德曼提出的当代城市规划四个思想源流：一是政策分析，源于数学（数据分析、系统论）以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二是社会学习，源于科学管理；三是社会改革，源于社会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哲学（实用主义、渐进主义）；四是社会动员，源于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张庭伟教授认为，中国的规划理论应该属于社会动员及社会改革体系。第三部分，回顾源理论：范式转移？还是范式改变？探讨城市更新中的范式转移问题，就需要回顾城市更新各种理论的源理论，是否发生了根本意义上的改变？能否成为范式转移的条件？范式转移是革命，是价值观的改变。城市更新中的范式转移，表现为更新动力、决策者组成、利益相关者的结构、空间分析技术等多方面要出现根本变化。范式转移的出现需要时间，从量变到质变。当代城市更新在这些变化达到质变的程度，会导致支持其的源理论发生变化，价值取向有根本改变，出现范式转移。从这一点而言，奥斯曼在巴黎改造中的基本原则，在今天的绝大部分项目中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城市更新中出现范式转移的一个实例就是高线公园，它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转变，城市更新的目的是为居民日常需要而建，社会力取代了资本和权力（它不依靠政府、开发商的资本，而是靠社会众筹），这些体现出了源理论的改变。然而，这个案例缺乏可复制性，不具普适性。可见，即使真正出现了局部的范式转移，新的范式也不一定具有普适性。社会变化出现在不同领域，但是真正的理论创新，以及与此相关的范式转移需要时间及实践的检验。例如共享经济理论，所有这些共享范式对人类社会、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仍然有待检验，有待新的基本理论即源理论的指导。最后，报告指出：①理论层出不穷，需要对规划经典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对理论的等级加以梳理，分析是否在源理论及其应用中发生了重要变化。否则不能轻易套用“范式转移”的命题；②人类正在迅速地，并非完全主动地进入一个新世界，面对百年不遇的挑战，需要新理念新方法来应对，因此范式转移即科学革命成为一种期望。真正的范式转移有赖于其背后源理论的创新和转变。
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总工程师、中国城市中心国土产业交通规划院张国华院长的报告题目是“国土空间规划的新路：塑造高质量发展的城市和区域新格局”。第一部分提出新视野：城市化与国土空间规划。张国华院长认为，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有赖于国家对城市化模式和基本思路认知的转变，具体包括：①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将成为承载发展的主要空间；②从“人跟着产业走”到“产业跟着人才走”的路径转变；③都市圈是城市化的重点任务，公共服务协同是“牛鼻子”；④交通、产业、空间协同发展，构建新时期国家空间规划的新动力系统。第二部分提出新理论：思维认知与空间经济理论。首先，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要完成三个方面的认知转变：一是认知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二是认知从对立性思维跨越到复杂性思维；三是认知国土空间规划面临的确定和不确定性不是对立，而是叠加。空间规划不是给出精准的未来，而是为未来的不确定做好空间准备，给创新、创业等创造更加宽松的条件。其次，要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交通·产业·空间”的协同模型。传统规划是以城市规划为核心。未来国土空间规划中，区域层面应关注对外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和城镇体系的结构，城市层面应关注交通网络结构、空间形态结构和功能布局结构。因此，打造现代化交通基础设施，建立时空秩序，以流定形，通过交通，结合静态空间和动态空间，充分发挥空间骨架作用。张国华院长建议，将交通发展纳入空间规划控制线体系，在“三线管控”保障绿色生态的基础上，构建第“四”线（交通）。报告第三部分提出新道路：塑造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和城市新格局。①更开放协调的区域格局。未来全球超级版图主要包括四大要素：一是供应链上的国家，二是城市主导国家地区之间的竞争和合作，三是线上、线下、实体、虚拟没有边界的社区，四是拥有影响力超过政府的公司。国土空间的格局构成，首先要尊重经济规律，强化主体功能区引导。识别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层级的产业适合度，只有这样的产业、空间组织才是高效率的；②更高效连接的城市群与都市圈。从德国莱茵鲁尔地区案例可以看到，发达的多层次的轨道网支撑了都市群发展。每一个轨道站、枢纽连接的就是功能中心，形成区域分工合作网络。通过产业体系和交通设施体系融合，构建发达的都市圈连接网络；③更具活力和吸引力的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要关注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这三大中心体系，与高效客运体系结合起来。把产业布局和物流体系高效结合起来。城市的平面坐标应该由快速路网来决定，而纵坐标应该由轨道网来决定，把高强度、高密度的开发都集中到轨道沿线、沿站，这样的城市才是有效率有活力的城市。
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副总工程师邓红蒂研究员的报告题目是“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探索与思考”。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辨析了基本概念，并介绍了国内外空间用途管制方式的研究。管制，一般是指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方法或模式进行的强制性管理。用途管制，属于政府管制行为的一种，目的是为市场运行及企业行为建立相应的规则，弥补市场失灵，确保经济社会有序运行。研究分析国内外空间用途管制的演变历史，可以看出，国家与政府大多为管制的主体，使用依法授予的权利实施管制；其是一项公共政策，与空间规划密不可分，既是生态环境保护、公共利益维护、城市理性增长的管理工具，也成为规划方案、空间策略及其机制运行的重要组成。常见的空间用途管制方式有几类：①功能或等级区划+土地利用引导。管制方式较综合，多在大尺度空间应用，主要依据区域主体功能或管控等级进行区划，同时制定相应的土地利用引导准则（多为定性）进行管理；②类型区边界+土地利用行为管控。主要为依据一定的评价标准划定边界（如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明确保护目标，对边界内的土地实施用途及行为的管控，设定严格而细致的准入制度、行为导则；③形态+指标控制管控。基于明晰的边界，设定相应指标以强调保护空间形态的完整性（如绿带、绿隔）；④地块（片区、图斑、宗地）+指标管控。一般以城市中的地块（片区、图斑、宗地）为单元设定指标，对土地的用途、面积、强度、位置、体量、配套设施等进行管控。五是缓冲区的管控，在生态空间的管制中较为常见，其目标是为了防范缓冲区的一些土地利用行为对核心区保护与功能发挥产生不良影响。第二部分，提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主要问题和发展方向。当前，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面临主要问题包括：空间用途管制未能覆盖到全部国土，各类规划各自为政的状况仍未改变；现有法规框架下的管制规则未能形成合力，系统性、协同性差，差异化、精细化政策研究严重不足；以往部门分治下多头审批造成管制效率低下，服务于新时代用途管制制度的行政运行体系亟待优化重构。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三生空间的边界管控，到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案》的“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将用途管制扩大到所有自然生态空间，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再到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明确“两个统一”职责，国家推进空间治理和用途管制的初衷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国土空间规划是实施用途管制的重要依据，那么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就是空间治理中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政府效能提升的着力点。由此，围绕“两个统一”职责，建立健全统一高效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要与统一权威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统一高效的行政运行机制构建一并统筹谋划、做好顶层设计。第三部分，介绍了新时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变化特征及制度构成。报告总结了近三年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试点的鲜活实践，认为新时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会发生八个转变：理念体制之变：从割裂到统一；服务导向之变：从“物种”到“人”；战略路径之变：从“机械”到“精明”；保护格局之变：从“破碎”到“整体”；功能用途之变：从排斥到包容；施策工具之变：从宽泛到精准；权利协调之变：从旁落到平衡；管制体系之变：从管制到治理。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构建要以自然要素+国土空间为对象，主要包括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行政管理运行体系以及国土综合治理体系建设，调查评价、确权登记、权益维护、评估监管、集约利用、科技创新、人才学科建设等自然资源支撑性业务，也将是这项制度的重要构成。构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首先需强化立法保障，切实解决统一行使用途管制与现行法律法规不相协调的状况。其次在新制度框架建构中，应合理确定上下事权范围、管理职责、边界关系等，体现权责一致、有为有位。三是在反映国家立场的前提下，应鼓励具有差异化、规律性、精准度的管制模式机制的探索创新，为地方转型发展提供政策依据。最后要注重推动全社会参与空间治理，推动治理主体从单一到多元，体现不同价值与多方利益，通过共商共治共享，真正实现“从管制到治理”的管制体系之变。

       北京城市象限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CEO茅明睿先生的报告题目是“新一代的规划师：玩得转数据，下得了社区”。报告从规划行业的未来展望探讨今天城市规划的特点变化。第一部分，展望规划行业的未来。茅明睿先生提出，未来的空间规划应该是智慧规划，包括可感知、善治理、能学习、自适应四大特点。目前，空间规划的重点是划底线，进行用途管制和指标管制。这是基于确定性思维模型下的规划管控，将城市空间看作一个简单系统，它只能满足“可感知”和“善治理”两个特点。未来是复杂和不确定性的，发展型规划应以复杂系统为对象，去学习并形成自适应能力。因此，未来的空间规划需要两种思维，一种是确定性和管控性思维，另一种是复杂性和发展性思维。规划行业的未来在“科学”。第二部分，认知城市的“复杂”。首先，提出“整全观”的概念，作为认知城市系统的一种方式。将城市看作一个综合系统，每个地方都有其内在规律，且符合统一的天道。在“简单”系统视角下的城市治理主要包括控制、统筹、协同三方面工作，是针对城市系统中确定性的部分。2004年的规划“一张底图”，是解决同一规划内部协同问题；2014年的“多规合一”，是解决跨部门规划之间的协同问题；2019年的空间规划，是利用事权统一解决规划协同问题，这些规划创新，都是基于简单系统视角的流程和质量管理。而今天，我们要重新认知城市的“复杂”系统。复杂系统包括四方面要素，分别是来自于物理学的“自我组织”、来自于社会学的“自发秩序”、来自于生物学的“自适应”和来自于数学的“混沌”。人居科学应该基于人居复杂系统去进行建构。第三部分，认知“复杂”的机遇。新城市科学是我们认知“复杂”的机遇。报告分析了新城市科学的外部新环境，包括新技术环境和新数据环境。新技术环境是指算力基础设施、运算架构、数据算法等。新的数据环境指日益丰富的各类数据，包括：已经开放的大数据，如POI、OSM、房价等信息；半开放的大数据，如微博、游记、百度热力图、街景等信息；目前尚不开放的大数据，如IC卡、手机信令、互联网行为记录等信息。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开放的移动地理信息和全民参与的内容数据，使新的数据环境的日益成熟。新数据环境的价值，在于带来了更广的数据来源、更多的观察维度和更全面的感知对象，促进了数据驱动下的城市模型应运而生。新城市科学将帮助我们找到学科发展的内核之门，找到规划行业的未来之门。我们正处于城市发展转型阶段，主要任务是针对存量空间的运营和治理，是从增量到存量、从工程到社会的转变。城镇化的主要任务不是“建房子”而是“营”，城市管理不是做“管”而是做“谋”，谋划城市提质、生活服务和资产保值。因此，在“复杂”视角下，城市治理不仅仅是政府权力管控、执法下的社会系统，更是社会权力培育和营造下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下，规划需要做好三件事，一是树立人性和可持续的城市观，二是民主的参与治理，三是科学的认知决策。规划转型应回归社会、回归科学，以社会治理为目标、以城市科学为依托、以空间治理为手段。规划要从单纯空间感知变成社会感知，基于空间的计算变成社会的计算，一个自上而下的管制性规划变成自下而上的参与性规划，精英式设计变成社会设计。第四部分，介绍了新数据科学下的社区规划。社区是规划转型的切入单元，人居环境建设和整治基本空间单元，尤其强调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多方参与机制，即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报告以法源寺更新计划等案例，探索了规划新模式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借助新城市科学提升社区规划的能力，包括感知监测能力、认知决策能力、参与共治能力等。最后，报告总结，“未来有两类规划师能够生存，一类是玩得转数据，另一类是下得去社区。”社区规划的意义在于：城市规划真正实现了科学驱动，以人为本。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建筑学院尹稚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当下与未来”。报告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总结了新型城镇化工作成效与问题。新型城镇化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取得重大进展，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农村建设效果显著，“城市群+中心城市”为主体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基本形成，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以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为抓手，稳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同时，提出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五大问题。①人群发展不平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不高，融入城市仍然困难较大；特定人群的公共服务供给和民生保障不足，老龄化压力陡增，低收入保障足部，无法满足多元需求；②区域发展不平衡，东北地区人口和经济占比双降，沿边地区人口净流出明显，产业基础薄弱，互联互通基础薄弱；南北差距逐步扩大，南强北弱的态势日趋显著；③城镇化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中心城市对世界城市格局的综合影响力亟待提升；④城市发展不平衡，表现为不同级别城市发展不平衡、新城老城发展不平衡，大城市要素资源过多集中，形成去扩展过快过粗；⑤城乡要素流动不充分，表现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不健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升级提质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瓶颈。第二部分，总结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阶段特征。①中国特色城镇化具有独特性。一方面，城镇化进程波澜壮阔，经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具有城乡二元结构和半城镇化特征。另一方面，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并联式”的过程，五化同步带来了复杂交织的城镇化历程，形成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市场力量三重推动主导的城镇化模式；②当前的城镇化阶段具有新的特殊性。首先，发展阶段进入了两个百年历史交汇期，即将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内有新的历史任务、外有新的竞争格局、要解决新的主要矛盾。其次，处于城乡关系转折关键点，从城乡二元向城乡融合迈进，城乡要素流动要实现从乡-城单向流动转向城乡双向流动。第三，生态文明思想、以人民为中心和五大发展理念处于转型攻坚期，国家面临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构。城市治理“以民为本，民生优先”、“重新定位城市政府职能”、“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等原则下，对城镇化提出新的要求。第三部分，报告预判了我国城镇化核心要素的重大趋势。①城镇化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目前，我国进入了外部巨变冲突凸显期，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进入了动能转换风险管理期，五化协同推进新旧动能转化更加重要；进入了要素资源稀缺争夺期，区域不平衡问题或将进一步加剧；更是进入了改革攻坚期深水区，体制机制障碍破除难度增大；②我国人口发展趋势发生重大变化。人口增长势能减弱，劳动年龄人口缓慢缩减。伴随着深度老龄化、乡村空心化、中等收入比例人群持续扩大等多种现象，人口流动步入调整期，流动模式从单一流动向全方位、多层次及多元化流动转变；③我国产业发展趋势发生重大变化。制造业逐步向中西部扩散，服务业经济贡献度逐步超过第二产业，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实现产业服务化。科技创新推动区域中心城市功能等级进一步提升，并赋予城镇突破等级跃迁的可能，城镇体系趋向扁平化发展。第四部分，提出面向现代化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内涵和任务。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涵，是以人民为中心、面向现代化的城镇化。以城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主要抓手，走出一条以人民为中心、高质量发展的城镇化中国道路，新型城镇化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20—2025年）是新型城镇化的成长阶段，核心任务是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和实现全面小康。第二阶段（2025—2030年）是新型城镇化的成熟阶段，要实现面向现代化的城镇化，核心任务是人的素质提升和无差别发展。第三阶段（2035—2050年）是新型城镇化的稳定阶段，是全面现代化的城镇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第五部分，报告提出了面向现代化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任务与关键举措。新型城镇化有五大战略任务：实现人的素质提升和无差别发展、实现六化协同的城乡发展新动能、实现布局协调的城镇化空间新格局、实现绿色健康的城乡发展新模式、实现文化传承的人居环境新风貌。

       11月3日上午，论坛进行了以“国土空间规划怎么做”为主题的学术对话。本次学术对话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学工委）主办，学工委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孙施文教授主持。学术对话首先邀请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张尚武教授、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张勤副局长、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王新哲副院长做引导发言。

       张尚武教授的发言，从改革、技术、行政三个视角讨论“国土空间规划怎么做”这个议题。首先，从改革视角来看，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核心是“多规合一”和“实施监督”。它涉及到三个体系重构：规划编制体系、规划管控体系和规划运行体系，即建立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建立全覆盖、全要素的规划管控体系和建立面向实施全过程的规划运行体系。其次，从技术角度来看，多规合一的空间规划要考虑技术融合，并发挥规划的作用。注重规划的综合性和结构性，规划中“空间”的内涵需要拓展，要用“规划”思维整合技术体系。技术逻辑和关键环节要注意两方面的关系。一是约束性与战略性的关系。规划的约束性是自上而下传导的，而目前规划的战略性更多的考虑地方层面，应处理好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关系。规划编制应面向实施，从问题出发，处理好管与批、编与管、编与用的关系。二是底图与蓝图的关系，应做好三区三线、分区分类和规划传导等方面的内容。第三，从行政视角来看，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应从认识层面、组织层面和实施层面进行整合，也应综合考虑规划编制单位和规划协编单位。最后，张尚武教授从四方面总结了自己的观点：①规划编制服务改革的逻辑，包括市级与县级规划相互的差异、管控性与指导性、规划内容与实施监督等；②多规合一是常态化的，是技术层面的，更是行政层面的。规制编制碰到的最大难点是技术体系改革与行政体系改革交织在一起；③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是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编制技术需要通过实践检验逐步完善，希望用理想化的技术方案一次性解决问题是不切合实际的。从对基本问题的认识到寻求合理的技术手段都还存在着许多盲点；④对于城乡规划学科而言，最大的意义在于“空间”内涵的拓展，最大的价值在于“规划”的系统性思维，这是规划学科的最大优势。

       张勤局长的发言围绕“以有效实施为导向——边实践，边求索”的主题，总结杭州国土空间规划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的思考与问题。报告首先总结了杭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编制进展：①通过实施评估、战略研究和专题研究来明晰问题和明确目标；②通过“三调”和“双评价”，做实空间规划的基础；③通过编制专项报告和分区大纲，探索多规融合的路径。部署动员各部门、各区县（市）开展工作，通过共同编制，实现合力实施；④以总报告和规划方案作为“统筹”、“协调”、“聚焦”的平台，搭建讨论平台不断求索新方法。在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张勤局长提出了7个方面的思考与问题：①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保护是规划的手段，更高质量的发展才是目的。“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品质发展”，要发挥规划的战略引领和刚性管控作用，越是资源紧缺，越要精打细算，越要发挥效用。那么，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要求有哪些？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如何体现和落实？②指标和空间的关系。规划应将治理复杂体系的视角回归到“空间”，而不仅仅是数字和报表，要以空间信息平台提升精准治理能力。要思考：指标如何体现空间差异？各项指标之间如何保持一致的逻辑？同时，经济社会信息如何空间化，实现与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的对接？③集聚空间和行政空间的关系。规划对中心城区的划定，既要考虑城镇空间集聚特质，又要面向管理对应行政事权。以杭州中心城区为例，如果划定完整连续的行政地域，即由主城区、主城片区、城郊融合区组成的都市区50km圈层，但是，此范围包含大量的乡村和生态地区，难以满足指标要求；而如果以“集中建设区”为中心城区，其问题在于作为指标统计单元和管理单元，范围界限的稳定性较差，空间分布较散，不便于管理，对于后续的控规和专项编制规划也存在着较大的难度。因此，我们要思考：划定中心城区要解决什么问题？相匹配的规划工具是什么？④红线和责权的关系。国土空间规划中 “三条线”划定后空间可能出现空间不连续，那么“缝隙”如何管？城镇开发边界是不是“底线”？国土空间需要用“红线”管控的对象不仅仅有生态红线和基本农田，还有文物保护单位等也应该作为底线进行管控。这要求我们要思考：怎样统筹（区分）用途管控和开发（底线）管控？怎样建立责权对应的管控机制？怎样消除政策盲区？⑤术语和口径的统一是空间治理体系基础中的基础。以建设用地构成为例，全域国土空间（行政辖区）大于建设用地，建设用地大于城乡建设用地，城乡建设用地大于城镇建设用地和村庄建设用地之和，如何在术语统一的基础上，具体界定这些区域都是问题所在。城镇和乡村管理内容不同、政策手段不同，如何区分城镇和乡村？如何分类确定建设用地标准？⑥到期报批和长期过程的关系。要实现全域全要素的空间治理需要不断的试错、修正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又要面临规划到期报批的局面。许多问题尚在认识和确立的过程中，怎样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怎样区分轻重缓急？⑦因地制宜与对症下药的关系。构建本地空间规划体系，要加强行动规划对总体规划的分解落实，加强城市设计与详细规划的互动与支撑。面向高效能治理，要把编制和实施规划的责权分解到实施的工程中，并创新规划传导（管控）的工具。需要思考：怎样在“底线”管控的基础上，构建充分体现“全域、全要素、全过程”的空间管制体系，并装备相应的“规划工具”？
王新哲副院长的发言，对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编制技术进行了具体探讨。首先，报告提出了国土空间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的区别。①两者原理基本一致，但现在的规划更要践行新理念，体现生态文明的新时代要求；②两者编制体系不同。原先是的体系是“城镇体系规划-总体规划-详细规划”，我们现在需要适应新的“五级三类”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③实施执行不同。原来在规划执行中有很大弹性，规划更强调战略性和不确定性；而现在国土空间规划更强调“刚性管控”，规划实施的执行更加刚性。新的管控要求下，规划的弹性如何体现？这需要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就有所考虑，规划编制要适应新的刚性要求。第二，报告讨论了规划的上下传导体系。原来的城乡规划体系，从城镇体系规划到城市总体规划到详细规划，形成不同规划类型间的传导体系。而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从全国、省、市、县到乡镇都是“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我们需要适应从不同规划类型间的传导到相同类型间的传导体系的转变。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如何形成分层级的成果，需要不断探索总结经验。第三，报告从多层级规划体系的建构、多层级规划传导技术、文本表达技术、图示表达技术等几个方面，详细地讨论了规划编制中的一些技术问题。王院长提出，省域层面的规划应该仍然以结构为主，市域层面强调形态，应形成从体系到形态的尺度转换。建议不同层级之间的规划，通过规划成果体系、要素控制等方面实现多层级的规划传导技术。在文本表达上，也要建立一个不同事权、精度和力度的传导体系。在图示表达上，要跳出所谓精准化的、直接到入库的思维在不同层级之间加强对“一致性”的规则与判定，制图综合以及多尺度规划图的协同表达。

       随后一个多小时的互动讨论环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郑德高副院长、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王富海董事长等专家参与讨论。围绕“国土空间规划怎么做”的主题，不少来自各地规划设计研究机构的一线规划工作者们结合工作实践、难题与现场的专家学者们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嘉宾听众各抒己见，场上场下互动，气氛热烈。

（俞静、顾玄渊、周愿、吴虑、贾淑颖、杨虎、魏水芸、胡玉婷、韩胜发、于莉、丰培奎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