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7—28日，由金经昌/董鉴泓城市规划教育基金、《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主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参与联合主办的“第15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钟庭报告厅顺利举行。

       论坛开幕式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彭震伟教授主持，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李振宇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教授先后致欢迎辞。

       随后举行了“2018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典礼，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教授主持颁奖典礼并介绍了评选过程及评选结果。董鉴泓教授、汪光焘教授、陶松龄教授、陈秉钊教授、吴志强教授、李晓江教授、李振宇教授、彭震伟教授、张尚武教授、杨贵庆教授等为获奖者颁发奖状、奖牌和奖金。

       开幕式最后，“董鉴泓城市规划教育基金”宣布成立。《城市规划学刊》主编、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董鉴泓先生捐赠个人积蓄40万元，成立“董鉴泓城市规划教育基金”，重点支持资助与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相关的专业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吴志强副校长代表同济大学为董鉴泓先生颁发捐赠证书。董鉴泓先生发表感言，回顾了与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共同前进的一生及创办《城市规划学刊》和学科发展论坛的历程，表达了毕生奉献支持学科发展的心愿。
同时，唐子来教授将获得的2017年“同济大学追求卓越教师奖”奖金10万元捐赠给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吴志强副校长代表学校为唐子来教授颁发了捐赠证书，并当场宣布将自己获得的科技进步奖奖金20万元捐赠给金经昌/董鉴泓城市规划教育基金，支持城市规划学科发展。

       10月27日上午的主题报告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唐子来教授主持。

       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原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城市：40年回顾与新时代愿景”。报告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城市发展。报告指出，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目前已进入城市型国家。城市成为文化富集、“让生活更美好”的宜居家园、提升综合国力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载体、体制改革和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城市群已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分工的重要地域单元。与此同时，也存在发展的不平衡，包括区域不平衡、结构不平衡、城乡不平衡等问题。第二部分，通过多家国际学术机构对我国城市发展现况的评估，展示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指出，我国城市的全球城市排名不断提升，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不断增多，但环境、宜居等方面的排名相对靠后，中国在城市可持续性方面与欧美城市仍有差距。因此，要重视城市发展的规律，坚持国际视野，在对外开放中，在更大的范围内整合经济要素和发展资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贯彻落实“一带一路”的倡议，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三部分，阐述我国城市的脆弱性与不确定性。报告认为，当前城市发展既受到全球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影响，也存在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事件，全球面对的环境挑战前所未有。城市问题已超出城市范围，城市越来越脆弱。应对城市的脆弱性与不确定性，报告提出要加强韧性城市建设，增强城市对抗各种风险与不确定性的能力，并提出了几个方面的策略：一是要实现可持续、韧性的城市发展；二是要对自然资源进行可持续管理；三是要不断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四是要加强城市减排和减灾能力建设。第四部分，从世界眼光、历史使命角度，展望新时代的中国城市愿景，即要坚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告认为，人口问题是研究新时代城市问题的关键。人口规模方面，中国人口预计在2029年达到峰值；城镇化发展方面，全国城镇化的任务预计将在2050年基本完成。决定人口增减的主因，不是自然增长，而是经济、上升空间、教育、安全、便利等问题。在老龄化方面，未富先老的中国，应对老龄化要比日本等“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更加困难。此外，报告还对农民工流动状况、全国人口红利、区域人口分布以及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提出要应对东北、西北、西南等地的一些区县城市人口收缩的问题。第五部分，通过高质量配置城市的公共资源，来实现新时代的中国城市发展愿景。报告指出，面向2035年的城市，开展城市公共资源再配置，关键是因地制宜，并要以三个方面为基础：一是基于城市的现状和历史沉淀，反思以往追求人口规模的扩张性发展思维，提高城市人口素质结构，实现城市创新发展；二是基于城市进入以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阶段，研究新时代我国城市发展的规律，认识到城市合理的区域差异和人口的收缩性发展等新特征；三是基于城市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开展城市群风险评估和城市发展空间风险评估，保护和改善城市生态系统，创新城市发展和公共资源配置的理论方法，彰显中国智慧；最后，报告从城市交通的角度，探讨了城市交通与高质量配置城市空间资源。我国城市发展要考虑人们机动化需要，坚持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和引导绿色出行，实现城市的可持续运行。同时，加快城市交通交叉学科建设，注重专业人才培养，也是当今社会的迫切需求。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规划研究和教育”。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过去40年的中国城市化发展历程。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城镇化率从18%增长至58%，中国城市人口增加6.4亿人，2017年首次达到8亿人；中国城市用地在国土面积中的比重大幅提升，从1981年到2017年，建成区面积增长了7.3倍。报告预测，在2025年以前，中国城市人口将超过10亿人，到2035年，将超过11.5亿人，中国总人口将达到15亿人，中国城镇化率达到75%左右。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城镇化发展，整个社会的城镇化也在快速上升。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市民社会的雏形已经在中国悄然崛起并且快速发展。报告提出，城镇化的前半段是以勤劳的劳动力推进的，可称之为“体力城镇化”，后半段是由智慧的创造力推进，是为“智力城镇化”。未来，需要促进城市与农村共同提升，推动中华民族进入城镇化的新时代。第二部分，通过大数据分析展示中国城乡规划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回顾了过去40年的中国规划教育。报告遴选出68所院校1 481位学者的25 000余篇相关文献，构建中国城乡规划院校与学者网络。根据研究发表的数量、类型与合作情况，推演出13个研究群落，并归纳出三种类型的规划学者网络，包括单院校主导型学者群落（同济大学等），单院校分离型学者群落（清华大学等）以及多院校重组型学者群落（以中规院+住建部+同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为例）。报告还就每种学者网络进行了具体分析，展示出规划学者的研究数量与合作关联度。第三部分，通过大数据分析，总结过去40年的中国规划研究。基于以上25 000余篇研究文献，对过去40年的中国城乡规划研究内容进行梳理，归纳出研究频次排名前20的关键词，包括“空间”、“区域”、“景观”、“生态”等，并从时间维度，自改革开放以来，以每5年为一个阶段，将中国城乡规划知识网络动态演进过程划分为7个发展阶段，横向对比城乡规划研究热词在不同时间阶段的发展状况。研究发现：“生态”等关键词的比重显著增加，泛谈“经济”的研究在减少，相关研究越来越细化，“建筑”一词的比重逐步降低，“空间”比例稳步提升，成为城乡规划的共同命题。此外，报告还就各个时间阶段的规划研究内容进行了综合梳理，得到中国城乡规划知识群落，揭示不同时期的规划研究主题与热点方向，并且提出了改革开放40年来规划知识群落动态演变“《11条》”，对建筑、居住、工程和建设、经济和区域、大学和科学、交通和道路、投资和法律法规、建筑和景观、生态和环境、防灾和安全、技术11个主要学科知识群落的演变历程进行阐释。最后，吴院士指出，通过40年城市规划发展历程的客观描述，能够更加清晰地发现其中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大家共同携手，共谱光辉。

       10月27日下午，主题报告会分上、下两个半场，分别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张尚武教授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系主任杨贵庆教授主持。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王凯副院长的报告题目是“规划改革：实践视角下的探索与思考——兼谈规划体系改革与规划教育”。报告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规划体系改革的背景认识。报告首先从立足于生态文明的空间规划体系改革和立足于高质量发展的发展规划体系改革两个角度，对国土空间规划“先布棋盘”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作用和发展规划的“落子”发挥战略导向作用进行了分析。其次，从面向问题、面向地方需要的城乡规划改革的角度进行阐述，认为，城乡规划的方向是特定目标落地实施，作用是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落实政策传导，实施在地统筹地方事权，地方主体责任的实现是拟定“治市方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从城市规划体系而言，工作的真正难点在于不同层级、不同类型规划之间的关系；从层级而言，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关键；从类型而言，不同内容规划之间的协同是关键，一张蓝图是协同发展思想的传递，而非真正的“一张图”，战略引领和刚性管控是规划体系要实现的目标，而非单一的要素规划能够实现的目标。从历史的角度看，规划体系的完善工作并没有结束，总结以往的得失，新中国70年的城乡规划建设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了一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部分，通过包头和深圳两个城市的案例，回顾70年城乡规划实践。首先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包头总规进行了历史性分析，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包头总规具有立足现实、展望长远、综合性思维、多学科融合的特征，较好地处理了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关系，成功的实践是务实、科学、不同专业之间的配合。60多年的实践证明，在计划经济时代，定产业的计划、定空间的规划统筹协调使包头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其次，对市场经济时代四版深圳总规进行分析，认为：深圳是一个按照规划远见建设起来的城市，深圳40年的规划实践是一个立足现实、勇于创新、不断进取的过程，深圳的规划建设吸纳了国际城市规划先进理念，也运用了多学科的协同创新的方法、体系的建构，是面向需求、面向问题、面向人民，在扎实的实践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对我们今天的规划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三部分，对规划学科建设的趋势判断。报告指出，把握时代的发展需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循序渐进地推动城市的健康有序发展和规划学科的健康发展，是新时期规划的努力方向。在把握中国城镇化的阶段性特征和认识城市与区域发展动力机制的基础上，需要认清城市与区域空间的演进趋势：都市圈和城市群取代单一中心城市成为空间集聚的主要形态，大都市边缘区由流动人口的集聚地转变为重要的创新场所，乡村由农产品供应基地转变为人们休闲和回归生活的魅力空间。规划学科建设应坚持历史性、前瞻性和包容性的发展：坚守城乡规划学科的内核，即对城乡人居环境不断进行优化的科学研究，把握未来城市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发挥哲学的理性、艺术的感性和科学的知性。报告最后以金经昌先生对同济大学86届城规班的赠言作为结语，提出“城市规划是具体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城市规划的任务是指导城市建设要引导这种变化向着好的方向前进，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在新旧变化中继承和创造出我们的文化。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原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的报告题目是“从发展规划演进看城市规划变革”。报告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我国发展规划功能和内涵的演进。计划经济时期，发展计划具有主导社会资源配置的功能，带有较强的指令性特点，但是存在低效的问题。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得发展规划转向宏观性、战略性和指导性，规划内涵从经济计划扩大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从“十一五”规划开始，对发展规划功能逐渐进行调整，规划功能从宏观性、战略性和指导性转向战略性、指导性和约束性，在与政府职责密切相关的领域强化约束性，规划内涵向空间结构调整扩充，提出了主体功能区的概念，在涉及到资源环境等与政府职能密切相关的领域设定了约束性的目标等。“十一五”之后，开始组织研究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并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纳入发展规划系列，主体功能区战略、规划和制度机制逐步建立健全，开始形成构建空间规划体系的想法。在“十一五”时期，部委已开始选择江苏苏州、大连庄河、福建安溪、广西钦州、四川宜宾、浙江宁波等6个市县开展“多规融合”试点，“十三五”时期拓展为市县“多规合一”试点。第二部分，报告从发展规划的视角提出了城市规划的一些问题，包括：①城市总体规划具有大量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内容，与发展规划在内容上出现矛盾和不一致；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以5年为规划期限，城市规划要展望10年甚至15年，导致内容上出现不一致。②市县一级城市城镇功能分区规划开始与主体功能区规划出现重合甚至矛盾；③城市规划的控制性与经济发展规划的扩张性之间出现矛盾，有时与发展现实差异较大；④城市规划具有较大的功利性，涉及地方政府用地范围和用地指标，背后也具有更大的权力动机，容易受到地方领导的权力干预；⑤城市规划由上级政府审批的制度导致权力责任不对等，不利于规划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与其他规划之间存在调整权力大小的矛盾，不符合现代治理的特点和要求，也不能体现对当地居民的权力尊重；⑥城市规划对经济成分多样性、利益主体多样化、居民多层次需求的关注不够。第三部分，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对城市规划改进提出了若干建议：①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变化，科学合理确定城市总体规划的功能，指导性与约束性功能组合，在空间管制方面强化约束性，在城市发展方面保持战略性和指导性；②重视智慧技术对城市规划的支撑和与城市规划的融合；③在总体规划下的控制性规划要更加精细，合理设计实施机制，探讨容积率管理中建立交易制度是否可能；④城市规划事权的调整，要更好地体现责任权力的统一。同级政府编制的规划最好由同级人大进行审批，这既符合现代治理的要求，又能增强城市规划的立法性质和权威性，并更多地体现“规划是老百姓自己的事”；⑤市县规划过多过滥的状况必须解决，出路就是多规合一。报告指出目前市县规划过多，规模较小的市县空间范围有限、经济结构不复杂，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规划和城市空间规划可以融合为一本规划，规划期限统一，其中的差异性可采用弹性空间解决。⑥规划要兼顾土地产权制度对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影响。当前城市建设千篇一律、千城一面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与土地产权制度有关，规划的环节能否设计一些机制和预防的措施来解决相关问题。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校长王树声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城市规划的中国智慧”。报告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中国具有优秀的城市规划传统。这对构建中国特色城市规划理论体系、指导现代城市规划建设具有重大意义。长久以来，在以西方语境为主导的现代规划体系冲击下，中国优秀城市规划传统的现代意义没有得到充分认知，中国城市规划的智慧未能融入现代城市规划体系，现行的规划教育也没有重视传统规划思想与方法的教学。第二部分，介绍了自己团队从2002年起开始进行的对中国城市规划传统的发掘与学习研究工作。通过对中国古代有关城市方面的史料文献的全面梳理，历时12年，完成了1 400余座城市规划历史经验的挖掘整理，凝炼中国历代规划设计经验3 700余条，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中国城市规划历史经验数据库”，全面证实了中国具有独特的城市规划体系，并从山水、人文、历史、经济、科技、民族、生态、人物等十余个方面系统揭示了中国城市规划的现代价值。第三部分，重点从4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城市规划的历史智慧，阐释了中国城市规划所体现的人文优先、风景关联、历史接续、革化调适等鲜明特点。①结合自然山水的城市规划。中国城市规划重在寻找自然山水秩序，将人工建设与自然山水紧密关联、形成整体，使城市“望得见山，看得见水”。②城市人文空间规划。我国数千年的城市规划与建设，都高度重视精神文化空间的选址、布局和建设；秉持“人文优先”的原则，把事关城市历史与文化精神的重要人文空间要素，按照文化性、艺术性、整体性的原则组织，并与山水环境相融合，形成了“城市山水人文空间格局”。③城市古迹保护与文化传承。中国传统规划重视将古迹与现实生活融合在一起，强调与历史的接续，强调人与古迹的关系，重视古迹背后文化意义的传承，实现古今人心的“相通”，这些都体现出中国规划具有“历史接续”思想。④经济繁盛时期的城市规划。面对因经济繁荣发展带来的原有人居秩序的变化与挑战，传统规划形成了“革化调试”、“富教并重”等中国式的应对智慧，即在发展过程中注意把握因循与革化的辩证关系，重视经济带来的空间发展与城市山水秩序、人文秩序和历史传承的关系，把貌似矛盾对立的问题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古今交融的城市空间新格局；在城市因经济发展而富庶之后，规划仍不忘城市对人的化育功能，增长的新空间不仅是商业或者居住等功能空间，还有新的文化空间。最后，报告指出，中国优秀的城市规划传统的传承与创新离不开规划教育。最后，向大家介绍了自2016年以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城乡规划专业开设《中国本土规划概论》，并结合本科四年级城市设计课所进行的规划教育探索和实践。实践表明，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本土规划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对中国本土规划的感情，才能自觉运用到规划设计实践中，中国规划继承和创新的使命才有希望。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系主任武廷海教授的报告题目是“我国区域规划的发展历程与展望”。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现代化”范式中的中国近现代区域规划。报告从清华大学区域规划课程的内容设置切入，指出“现代化”范式中的中国近现代区域规划的最重要目标在于“比较不同传统”，并从西欧区域规划发展、美国区域规划发展、中国区域规划发展的相互比较中，强调不同尺度、制度以及社会背景下，各个区域规划所需解决问题的不同之处。报告认为应重新审视中国近现代区域规划，提出区域规划是“国家进行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和应对变化的战略选择”的观点。进一步比较了18世纪末至今中国近现代区域规划同世界的差异，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下的区域规划实践进行了简要的总结。第二部分，阐释了中国社会主义区域规划实践的历史与逻辑。报告以时间为线索，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及自身认识变化为例，详细解读了区域规划的概念和实践的演变：1988—1992年，学科体系中的“经济地理与城乡区域规划”，是建立在经济地理学的生产布局、基于城市——区域理论的区域规划，和基于建筑科学的城市规划等三方面知识基础上的；1992—1995年，提出“城市与区域规划”，是建立在“海——陆——港——城”体系模型的战略地域的规划研究、基于计量地理的定量模型科学的应用，以及基于城镇化实践的区域——城市结构形态研究等知识体系之上的。到1995—1999年，吴良镛先生提出“人居环境科学”的概念，涵盖了区域规划的范畴，为解决城乡发展矛盾、解决区域规划问题作出了贡献。2001年之后，伴随协同发展、战略/概念规划等概念出现，进一步总结出“战略结构规划+行动计划+城市总体设计”三合一的规划制度新理念。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区域规划实践的学术价值在于“资源逻辑与战略逻辑的统一与演进”。第三部分，对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区域规划的未来发展提出见解。报告围绕“空间”这一核心，从空间开发范围与密度变化、国家空间类战略变化、建立空间规划体系的辩证法等三个方面展开阐述：第一，从空间开发范围与密度变化的角度，通过举例铁路、公路、城市建设等演变，指出国土空间与人居环境是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关键内容。第二，从国家空间类战略变化的角度，提出建立新型城乡关系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城镇化+乡村振兴”的城乡统筹发展。特别提出，关注县域空间是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关键内容。最后，从建立空间规划体系的辩证法的角度，通过区域规划编制与实施主体的讨论，指出需要实现政策目标的“区域化”和空间层次的“体系化”，并提出了区域规划的两种基本类型。依据资源底线与战略引领的思维，对构建国家——省——县三个层级的空间规划体系提出了设想。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唐子来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上海的机遇和挑战”。报告以中国当代的制度语境为切入点，包括三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解析“卓越全球城市”的内涵。曼切斯特学派领军人物迪肯基于经济活动的地理扩散和经济活动的功能整合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分为四种过程：地方化过程、国际化过程、全球化过程和区域化过程。卡斯特尔提出了流通空间和场所空间。全球城市（场所空间）就是全球资本体系（流通空间）中的枢纽或节点。在全球城市研究涉及到两个学派：弗里德曼引领的学派，强调以跨国公司总部为表征的全球资本支配体系。以萨森为代表的全球资本服务学派，重点关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全球城市是全球资本服务的中心，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则是全球资本服务中心的关键产业。研究显示，全球资本支配体系和全球资本服务体系并非完全一致，但主要全球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既是全球资本支配中心，也是全球资本服务中心。第二部分，分析上海迈向“卓越全球城市”面临的挑战。唐子来教授研究团队从资本支配和资本服务的双重视角对中国城市层级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全球资本支配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层级体系呈现出特定的国家制度语境，北京一枝独秀；全球资本服务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层级体系遵循普遍的市场经济规律，京沪双居前列。全球城市竞争力的三个实力维度包括经济影响力、科技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卓越的全球城市应同时体现中心城市属性和门户城市属性。对比六大全球城市，上海已经迈入全球城市行列，但各个维度表现差异明显。美国“AT Kearney”发布的全球城市指数、日本森纪念基金会的全球城市实力指数、普华永道的机遇之城指数均表明，尽管总排名在逐步上升，但上海的经济影响力高于科技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且经济影响力中，上海的门户城市属性高于中心城市属性，且北京已基本在所有全球城市排行榜中位于上海之前。第三部分，提出上海迈向卓越全球城市的策略建议。上海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与国家总体发展进程密切相关，并受到国家体制改革进程的决定性影响，只有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强大和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上海才有可能迈向全球城市。因此，对上海提出三点策略：一是向雄安学习，主动成为非首都功能的央企总部集聚地。考虑到央企在全球资本支配领域的巨大作用，承接央企总部将明显提升上海的资本支配能力。二是向深圳学习，积极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民营企业。2018年财富500强上榜的深圳企业多以民营企业为主，而上海上榜企业以国企为主，本地民营企业的培育是上海现阶段的发展短板之一。三是向新加坡学习，未必设置精准的达标时间：上海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是任重而道远的，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形成明确的目标阶段，但未必设置精准的达标时限。上海应当借鉴新加坡的X年概念规划，设置达标绩效标准及其先决条件，而不是达标时限。何时能够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并非仅仅取决于上海的自身努力，而是与外部发展环境密切相关的。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强大和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上海才有可能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

       10月28日上午，举办了“空间规划与学科发展”为主题的自由论坛。本次自由论坛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学工委）主办，由学工委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袁奇峰教授主持。自由论坛首先邀请了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黄亚平教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系主任武廷海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张尚武教授做引导发言。

       黄亚平教授发言的主题是“规划教育&学科发展与空间规划改革”。报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适应国家发展需求的规划教育及规划学科的演变路径。首先，回顾了我国规划教育的发展历程。1978年改革开放后，大力推进工业化及城镇化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城市规划在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经历了从物质形态规划、到综合战略型规划、再到资源管理型规划的演变，相应的规划教育基础及学科内涵也在不断发展及转变。其次，总结了我国规划教育发展的特点，并提出了对学科未来发展的展望。中国规划教育及学科发展高度契合国家发展战略要求、具有鲜明的实践需求导向，国家空间规划体系重构将推动规划教育及学科发展的新一轮改革。随着国家空间治理体系改革及空间规划体系重构，城乡规划实践将适应改变，形成新的规划编制体系及管控模式，注重生态本底控制的资源管理型规划将推动规划教育新一轮发展。第二部分，围绕一个核心问题“空间规划改革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发展的变与不变”展开，分两个部分阐述。首先肯定了任何学科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文环境学科同样面临着必要的调整转型。在空间规划改革的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发展也将迎来新的改变：规划学科之变源于规划实践需求之变，空间规划改革导致了规划编制体系的变革、规划法规体系的变革、规划实施运作体系的变革与规划技术信息平台的变革。随着国家空间治理体系改革及空间规划体系重构，城乡规划学科将适应改变，注重生态本底控制的资源管理型规划将推动规划学科新一轮发展。接着探讨了城乡规划学科转型发展的新方向，包括：①科学化的新要求，②大数据及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③规划技术科学将有大的发展；④文化发展的新境界，土地资源、生态环境、政策管理等学科领域日益拓展到规划学科知识范畴；⑤生态发展的新目标与人文关怀的新内涵，规划学科将更注重人的活动及居民对空间和设施的需求。同时，在空间规划改革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发展亦有其不变之处，由于空间规划改革所提出的五级空间规划解决不了城镇村集中建设区及各类功能区科学发展及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因此，城市规划的基本原理与思想方法不会另起炉灶，城乡规划研究的基本范畴具有共通性，城乡规划学科的空间核心不会变。我国的空间规划改革，只是将城乡规划关注的焦点从城市空间拓展到不同尺度区域空间。因此，我国的城乡规划实践将做加法，城乡规划学科也将做加法。

       武廷海教授在引导发言中首先指出，城乡规划是致用之学，规划学科知识体系是长期学术积累的结果，同时也是因应社会需求而不断演进的产物。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是关系空间治理与城乡人居环境建设的大事件，必然并且已经开始对城乡规划学科知识积累和体系演进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起战略引领和刚性控制作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从属于城市工作。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需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同时需要保障并提升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要系统考虑土地利用与人居环境建设等众多方面，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政治等综合效益。当前，国家进行规划管理机构改革，组建自然资源部，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在自然资源部设置空间规划局，负责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工作。这里的空间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强调空间开发建设与整治保护的自然基础，同时综合考虑“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与传统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其次，提出建立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背景下，城乡规划应该主动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进一步在规划知识及其结构上进行明确、优化和完善，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做大做强区域规划。目前国家区域空间规划最为薄弱，区域规划是空间规划体系中进行部门协调与区域协同合作一体化的关键领域，也是最有作为的空间。众所周知，城市是区域发展的核心或焦点，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和根本，两者是主导和基础的关系，其发展具有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本质联系，城乡规划学科发展可以在区域规划领域中积极推进并落实，在此意义上说，“真正的城市规划是区域规划”。第二，做精做细城市规划。城市是我国人口最大聚集地，是人居环境建设的主体，城市也是实现社会治理的对象，城市是人们实现“安其居，乐其业”的梦想之地。城市规划是规划工作的传统领域，宜乎因势利导，进一步突出并强化社区规划观念，做精做细，保障“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第三，做优做美乡村规划。即使未来中国实现了城镇化，仍然将有大约1/4的人口居住生活在广大乡村。乡村振兴对于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乡村规划是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工具。乡村规划也是传统城市规划中几乎空白的地带，做优做美乡村规划具有广阔空间，大有作为。

       张尚武教授发言的主题是“空间规划与学科发展：几点认识、思考和展望”。报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对于城乡规划改革的背景认识，首先，城乡规划的改革需要与时俱进，但也会充满矛盾。城乡规划学科作为应用性学科，本身应以社会实践为导向，其发展是由社会发展的需求所推动的，其地位作用不可能超越特定时期的制度环境。其次，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是国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空间治理改革，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是核心问题。建立资源管理部门是一次政府机构改革，但关键是建立与空间治理改革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任重而道远，很难一蹴而就。第二部分，提出对规划改革的深入思考。报告指出，需要认识到规划改革问题的复杂性，包括：①处理市场、政府、规划之间的关系；②部门、行业、学科发展之间的矛盾；③区域、城乡、城镇规划的统筹，特别是完善区域规划的编制实施，调整城乡二元化的体系；④推进规划、建设、管理的有机结合。为此，需要：①处理好城市研究和规划研究的关系，正视当前规划研究滞后的问题；②处理好理论研究和规划实践的关系，在推进理论研究的同时，解决规划研究与规划实践脱节的问题；③处理好规划编制与规划体系的关系，改善当前规划编制中类型混乱、体系不清、关键环节缺失等问题。第三部分，对规划学科的未来发展进行了探讨。首先，把握学科发展的方向，在生态文明的时代背景下，探索中国特色的城乡规划体系。重视规划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发展，完善规划编制与管理行政体系、工作和技术体系、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教育和人才培养体系。其次，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作为空间规划体系完善的有机组成部分，空间规划与城乡规划将形成多层次、系统性的融合。促进国土、区域、省域、城镇、乡村规划的协调统一；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规划与专项规划相结合的完善的规划体系；统筹战略性与实施性的规划。最后，报告指出：①城乡规划定位不会削弱，但需要改革。国家现代化建设、城镇化转型离不开空间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城乡规划是建设生态文明背景下，实现城乡高质量、生活高品质发展的治理手段。②40年的城乡规划实践，有巨大成就，但也有明显短板。要从空间治理的视角思考规划改革问题，规划改革离不开体制创新，核心是发展理念的转变，发挥战略引领与刚性管控，规划、建设、管理的统筹。③城乡规划改革是内部和外部双向创新过程，需要不忘初心、坚定信念、直面挑战、砥砺前行。规划并非城乡规划的专有名词，发展规划与空间规划是部委之争而非地方矛盾。国土、资源与城乡空间不可分割，空间规划体系与城乡规划不是矛盾的两面而是统一的整体。

       主持人袁奇峰教授发言的主题是“自然资源的保护、开发与配置——空间规划与学科发展”。报告围绕空间规划的本质即“自然资源的保护、开发与配置”，分三个部分对空间规划与学科发展进行了探讨。第一部分分析了“中央——地方”关系中的规划现实问题。报告认为改革开放40年，通过地方分权改革，推动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但在分权的背景下，发改委、国土、住建、环保等各部门皆争夺“规划”话语权，导致“一个空间多个规划”且彼此冲突的困境。应对部门利益冲突，地方政府通过自下而上地推动机构和规划改革以自我救济。比如，一些大城市政府率先将国土和城市规划部门合并、一些市、县地方政府开始自下而上推动规划变革，如“三规合一”。但是，地方事务性的“三规合一”被中央政府作为地方实践总结出来的改革举措推向全国时，可能会产生新的问题。空间规划职能部门的合一，虽然效率提高了，但也可能存在决策风险性。第二部分提出“空间规划”必须兼顾资源的保护、开发与配置。新的发展时期，生态保护和环境问题成为重要议题，价值观层面从“发展是硬道理”转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确实需要从顶层设计上对规划进行统筹，在更高层级上划定刚性管控的底线。但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必然要投入资源，生态保护和经济建设之间须保持一定的平衡，即最有效地开发资源，最大规模地保护自然。当资源开发利用进入到经济地理的范畴，开发和保护的“区位”成为核心议题，如何有效地在不同区位进行“资源配置”就产生了“空间规划”的需求。因此，空间规划既不应该一味强调地“资源保护”而忽视资源开发与空间配置，也不能放任地方政府一味强调“资源开发”，要强化“资源配置”的内容，强调资源的使用效率。第三部分，报告提出要构筑统一而有弹性的空间规划体系。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土资源保护、开发、配置的总体安排，是一束公共政策的集合。①全国（跨省域大区，由国务院或上层次规划指定的重点区域）、省域（跨市、县域，由省政府或上层次规划指定的重点区域）国土空间规划要定位在补强“区域规划”，在国家、大区和省域层面不应该有超出耕地、生态保护线之外的刚性，要明确“自然资源保护的一张图”、区域开发和资源配置的“一个战略”。②市、县域（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应该是基于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协调”的全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阶段性地管控建设用地总量，帮助地方政府建立有利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维护社会公平、保护环境的体制机制，落实上层次规划，平衡资源保护与开发，通过城乡统筹得到“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一张图”。③城区层面就是城市规划，是城市和乡村建设的总体安排，由城市总体规划、详细规划、镇规划和村规划组成，是市、县地方政府合理开发、配置城区空间资源的工具。总之，“国土空间规划”及其体系的建立是否科学，其依据是必须遵循区域、城乡和学科的发展规律，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在发展和保护之间保持刚性与弹性的平衡。

       随后两个多小时的自由讨论环节，多位教授围绕空间规划改革、城乡规划学科发展、规划教育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冷红教授、中山大学地理科学和规划学院袁媛教授、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王富海董事长、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邹兵总规划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王世福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赵民教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彭震伟教授、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邢忠教授、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曾卫教授、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荣丽华教授等做了精彩发言，与观众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嘉宾观众各抒己见，场上场下交流互动，气氛热烈。

（孙莹，刘晟，朱明明，冯东海，郭伟斌，王启轩，尉闻，张泽，张欣毅参与了论坛报告文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