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9-30日，由金经昌城市规划教育基金、《城市规划学刊》编辑部、同学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参与联合主办的“第13届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钟庭报告厅隆重举行。

       论坛开幕式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彭震伟教授主持，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教授致开幕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石楠秘书长致辞并主持了随后的两个颁奖仪式，首先举行了“2016年金经昌中国城市规划优秀论文奖”颁奖仪式，石楠秘书长主持并介绍了评选过程及评选结果，董鉴泓教授、陶松龄教授、阮仪三教授、陈秉钊教授、吴志强教授、彭震伟教授、张尚武教授、杨贵庆教授等为获奖者颁发奖状、奖牌和奖金。随后，石楠秘书长代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向董鉴泓教授颁发“终身成就奖”，董鉴泓教授发表获奖感言，现场气氛温馨感人。

       10月29日上午有4个主题报告，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杨贵庆教授主持。

       吴志强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人居三对城市规划学科的未来发展指向”。首先提出刚刚结束的人居三大会的五大创新点：①提出城市人的权利，注重以人为本；②宣言行动合一，宣言与理念相结合，知行合一；③人居走向城市，注重城市的作用；④多级政府互动，强调政府的作为；⑤重塑规划地位，高度重视规划的地位。随后对历届人居大会的要点进行回顾与对比，从大会召开的城镇化阶段背景、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大会主题、大会对待城市的态度、大会参与主体以及大会贡献与局限性等方面分别进行解读。认为人居一大会的贡献是直接促进了联合国人类住区委员会（联合国人居署的前身）的成立，最大的局限在于会议参与主体限制于各国国家中央政府层面，而地方政府与社会团体被拒之门外,使得政策难以实际推动落实。人居二大会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并允许多方团体共同参与，但是局限性较为明显：①大会未能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②城市化的正面进步意义认识不够；③城市化的必然规律性缺乏理性探讨；④规划的重要性弱化。此次人居三大会的召开，世界平均城镇化率达到54%，全世界普遍面临着气候变化以及世界经济发展整体放缓这两大问题，大会以“全球层面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公平与持续”为主题，吸纳各级政府以及各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此外，报告将过往三届人居大会的关键词进行统计，过去两届热度第一的词为“住房”（settlement），在人居三上则变为“城市”（urban，city），而“发展”（development）在三次会议中始终占据第二位的位置，“规划”（planning）一次在人居二会议中很少提及，在人居三上重新被高频次地提及，证明了城市与规划在世界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被普遍重视。随后报告提出人居三大会对城市规划学科未来发展指向：第一，世界进入城市时代，城市将是整个人类文明得以推动的一个正面的概念，而不是一个错乱无序的代名词；第二，正视城市规划和设计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规划是统协上下的重要社会工具，而不再等同于政府意志或压制；第三，我们应重视探索世界城镇化过程本身的规律，重新思考城市发展问题；第四，城镇化过程中，应发挥各种力量的协同效应，寻求全方位的可持续发展，共创平等、富足和共享的繁荣。最后表达了对于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前景的期望，认为城市规划在中国、在世界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中国城市规划来说，新的春天在全世界。

       李晓江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城镇化空间特征与城镇体系”。报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城镇化空间特征。人口总量稳定增长，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在全国经济收敛的情势下，流动人口总量首次出现下降。就地就近城镇化趋势增强，人口回流规模扩大。城镇人口向超大城市、县城和镇两端集聚的态势明显，县城的基础性作用凸显。第二，基于人的需求和城市分工两个视角分析城镇化趋势：①人口特征变化显示：劳动力总量出现拐点，面临老龄化的挑战；就业人口结构变化，农民工素质提高，高校毕业生将成为主要新增就业群体；农村人口收入来源多样化；城乡收入差距明显，但近年来略有收敛；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张，带动消费需求转型；中等收入群体增长重心向内陆迁移，中西部地区的消费潜力凸显。②分析了城镇化需求变化模型，包括农民工需求取向的变化、城镇人群需求层级变化、城镇化流动特征，中等收入人群的流动特征等。基于城镇化需求变化，提出城镇空间供给模型，应有分层和分质的差异化供给。分层的差异化供给应满足不同层次对服务品质和发展机会的需求，分质的差异化供给应解决休闲、消费、体验经济的需求。③分析了经济职能与城市分工模型：各层级城市分工特征显著；公共服务、交通条件、人口密度对城市体系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超大、特大城市经济转型趋势明显；大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轮驱动；中等城市（地级城市）发展的区域差异明显；县城发挥基础“稳定器”的作用。第三，城镇化空间的三维度识别。采用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国家城镇化空间、国家魅力空间三个维度进行分析，识别出我国未来六类城镇化类型地区：高度敏感地区、限制发展的城镇化主要地区、限制发展的城镇化欠发达地区、适宜发展的城镇化主要地区、适宜发展的城镇化欠发达地区、后三类中有风景的地区。在此基础上制定优化发展、重点发展、适度发展、控制发展、不宜发展和特色发展的分区指引。第四，城镇体系的构建。①城镇空间格局。以“城市群”构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以功能层级为主，兼顾规模，将城市群分为世界级、国家级和区域级三个等级。以“魅力景观区”引导特色城镇化。②城镇层级结构。功能结构上，分成全球城市、国家级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的金字塔型层级结构；规模分布上，严格限制超大城市人口规模，合理控制特大城市人口增长，加快提升中小城市的人口与经济集聚能力，全面促进县域城镇人口稳步提升。城市体系上，从全球城市体系、城市综合实力和国家空间格局三大视角确定全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国家边境城市的中心城市体系布局。③县（市）域城镇化。分类推进县（市）域城镇化，推进一批产业和人口相对集聚的重点县发展，引导建成一批自然与文化资源丰富的特色县发展，稳步推进一般县的适度发展。分层级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发挥县城在提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中心的核心作用，强化镇对农村地区公共服务的支撑作用。总之，应当认识到城镇化的发展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主体人群需求和选择的改变导致城市或者空间价值发生转换，城镇体系规划应当关注差异化需求、提供多样化选择、制定多元化城镇发展模式。

       周岚厅长的报告题目是“现实世界的城市规划理想”。报告包括四个部分：第一，提出了对规划和城市规划的理解：城市规划（城乡规划）是在对未来发展的预见和主张的基础上，对城市（城乡）空间的谋划、统筹和安排。报告认为，仅有专业主张是不够的，还需要把规划主张变为社会共识，进而成为公共政策，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城市规划的理想才有可能成为现实。第二，如何看待城市规划的现实？城市规划的现实，从城市的角度，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内容；从规划的角度，包括城市规划的理性、社会共识的达成以及公共政策的工具三个方面。对城市规划负面现实的梳理，是基于现实理想的，城市规划是联系现实和理想的桥梁，也是不断趋近理想的过程。第三，在现实世界践行规划理想，必须具备六个方面的能力：①心：有规划理想；②手：有专业技能；③眼：会观察学习；④口：会社会沟通；⑤脑：善审时度势；⑥足：善践行实践。第四，结合正在开展的江苏省城乡空间特色塑造规划，就如何在现实世界做有专业理想的规划师进行阐述。江苏省围绕城乡空间特色所进行的探索和实践，包括：①基础研究先行，如开展系列专题研究；②推进关键规划，如从重要区域和主要城市两个层面开展空间特色规划；③推动社会共识，如建立设计大师评选制度：④提高建筑创意设计水平，如开展建筑创意设计大赛；⑤提高造园和景观设计水平，如举办园艺博览会；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⑦推动小城镇特色发展。另一方面，新的工作机遇下，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把城市、建筑、文化和特色作为重要议题进行讨论，使这项工作由原先的专业讨论，成为社会讨论和中央推动。2016年7月，江苏省委全会以城市工作为主题，下发实施意见，明确了发展充满活力、环境美丽宜居、文化富有特色和社会和谐文明的未来城市发展总体目标。以往的实践多限于行业内部，通过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贯彻落实和地方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借助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既有工作的基础上，把此项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即把专业理想通过适当的方式变为社会共识乃至公共政策。最后，报告希望我们从事的、希望从事的和社会需要的，三者能高度重合——正如我们所热爱并从事的城市规划事业；时代提供的机会，学校给予的理想精神和专业技能，都为我们在现实中践行规划理想，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唐子来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中国主要城市关联网络研究”。报告从两个方面介绍了团队的基本成果，一方面回顾了城市体系研究进展，梳理城市关联网络研究的基本思路；另一方面是对于城市关联网络的具体分析。研究团队从城市体系（urban system）、城市群（urban cluster）和城市网络（urban network）三个关键词入手，提出不仅要关注地理上的邻近性，更要强调功能上的关联性；不仅要关注城市作为场所空间的邻近性，更要强调城市的流通空间中的关联性；城市关联网络的本质是城市的经济联系，而企业是城市关联网络的“作用者”，众多企业的区位策略界定了城市的关联网络。因此，企业关联网络是城市关联网络的一个有效表征。团队搜索了40个中国主要城市，近12万条国家工商总局的注册企业数据库的相关区域数据，通过绝对值、相对值两种数据的对比，研究企业总部所在城市与企业分支机构所在城市的内向关联、外向关联以及内外向关联合计的总关联，并对城市关联网络的层级、格局、方向、腹地进行分析。①40个主要城市关联网络可分为4个层级，北京和上海总关联度高居榜首，深圳和广州位于第二层级，其他城市关联度递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个城市只占10%（83关联对数）的关联对数，却占据了70%关联度，而其他城市占90%（697个关联对数）的关联对数，但是关联度只有30%，所以北京和上海是国家首位中心城市，深圳和广州是国家次级中心城市。②从国家层面的城市关联格局来看，可分为4种格局类型，包括多心关联格局、放射关联格局、局部关联格局和散布关联格局，国家主次中心城市关联格局之间形成了“金三角”；地区层面的城市关联格局主要是省会与省会、省会与省内城市、省内城市和省外城市之间的关联，结果与国家层面的城市关联格局相似。③城市之间的关联包括外向关联联系与内向关联联系，外向关联主要指信息流从企业总部发送至分部，内向关联侧是地区接受总部信息，若外向大于内向，说明城市网络实力强，中心性强；内向大于外部，说明城市网络声誉好，是门户城市。团队通过成都的案例合理解释了上述研究结果，指出城市关联网络之间的方向是不对称的。④城市之间的关联强度是地理区位和经济实力的综合作用结果，基于城市之间的关联强度，可以识别和解析各个城市在关联网络中的腹地，团队运用绝对关联强度法和相对关联强度法，对于上海、合肥进行了识别，指出上海具有面向国内与国际的两个“扇面”，既是国家的中心城市，又是面向世界的门户城市；合肥虽然地域上更邻近“中部城市群”，但是却是长三角城市群的腹地，属于长三角城市之一。

       29日下午共有6个报告，分上、下两个半场，分别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张尚武教授和赵民教授主持。

       杨东援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大数据与复杂性理论的融合与思考——城市活动分析技术的变革”。报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大数据是理论变革的需求，有助于理解城市的系统结构、引导城市进入可持续发展轨道、建立“感知-洞察-控制”的过程管控理论和技术方法、提升规划分析能力。第二部分提出工作思路需要从“对策方案”转变为“过程控制”。包括：①重视行为主体的差异性和适应性变化，行为环境研究从“位空间”转向“流空间”；②公共管理领域的大数据研究不能回避“因果判断”；③治疗“城市病”需要关注行为主体对相关政策的响应，研究宏观问题与主体行为特征、不同类型行为主体时空分布的关联，基于“有限预测”，不断进行整体或局部调控，进而逼近目标。第三部分介绍了从复杂性研究看大数据分析的三项关键技术，强调大数据的“证-析”，把大数据变成证据，用证据分析面对的问题。一是感知技术，将多元异构数据组织成为表征“行为模式”和“非线性关系”的“信息”；二是认知技术，基于“模式”、“关联”和“分布”信息，提取关于对象系统的“态势”、“机理”和“行为”的知识；三是洞察技术，通过系统特征识别、“涌现”观察等方法，发现“未知”、识别征兆、判断变化。第四部分提出大数据的变革是逐渐产生的，由“量变”到“质变”。逐渐积累的“素材”与经验、实践中深化的问题理解是变革的基础。当前处在大数据的概念导入阶段、技术尝试阶段、方法梳理阶段，正在形成相对稳定的框架，最后将进入成果扩展阶段。城市交通领域这些年的理论进步有限，已到了必须做出改变的时候。大数据分析需要城市演化的战略实验室分析人员、数据资源开发技术人员、大数据分析系统研发人员、大数据环境下的情报分析人员协同作战。还需要建立开放的公共管理大数据平台，包括：①根据信息管理和技术分析需求，明确界定数据力度层次；②制定相应的信息管理规划，明确相应的责权；③在大数据平台中实现相应的物理存储和分权限查询。最后，报告提出大数据很热，但大数据不可能包括一切，大数据不可能替代常规模型、仿真，大数据更不可能替代人的思维，大数据需要专业逻辑支撑和专业理念支撑。大数据不过就是一种技术，技术用好了会起到好的作用，用得不好可能会比没有这个技术还要糟糕。

       徐毅松副局长报告的题目是“上海2040规划编制创新”。报告指出，上海2040总体规划的编制创新主要体现在新认识、新方式、新目标、新模式、新空间、新策略、新体系七个方面。第一，新认识。上海肩负“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国家使命。以尊重和适应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顺应生态文明背景下资源环境紧约束趋势、转变生活生产治理方式、探索创新驱动时代超大型城市发展模式为总体思路，以成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法定依据、引领上海未来城市发展的行动纲领、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战略蓝图、统筹协调各专项规划、实现“多规合一”的政策平台为总规定位。第二，新方式。组织架构上，成立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及由市规土局、发改委等政府部门共同组成的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秘书处及战略研究、专项研究、公众参与、数据技术、区县联络、技术核心小组，同时设专家顾问委员会。参与主体上，包括各区、委办局、市人大、市政协，及江浙两省规划部门、周边城市政府、公众咨询团、市民、国内外专家、规划设计单位、高校等。参与内容上，组织前期课题、战略研究、专项规划、各区总规和全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参与平台上，利用微信微博、公共活动、各类媒体等，公众全程全面参与；并创新专家咨询机制，分设核心专家（甲方技术代表）和咨询专家（技术第三方）。编制团队上，由总规办公室协调组织同济规划院、上规院、中规院、市地调院等共同合作。第三，新目标。规划提出“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并确定城市性质为“上海至2040年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第四，新模式。人口方面，严格控制常住人口规模，加强人口调控和结构优化，至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用地方面，实现建设用地负增长，锁定全市规划建设用地规模不大于3200km2，优化用地结构，适度减少工业用地比重，增加绿地、公共服务设施等的比例。提出多情景应对，构建空间留白机制。第五，新空间。新空间划定了“都市圈-城镇圈-生活圈”空间层次，形成“主城区-新城-新市镇-乡村”城乡体系和“城市主中心-城市副中心-地区中心-社区中心”公共活动中心体系，在区域层面谋划“网络化、多中心、组团式、集约型”的区域空间格局。第六，新策略。明确上海构建全球城市的核心功能、完善综合交通体系；打造15min生活圈、保护城市文化战略资源、构建高品质公共空间网络；主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扩大市域生态空间、构建城市防灾减灾体系、显著改善环境质量。第七，新体系。总规在成果体系、管控体系和空间规划体系上均有所创新。成果体系上提出“1+3” 成果框架：“1”指规划报告，包括规划概述、发展目标、发展模式、空间布局、发展策略、实施保障等。“3”包括分区指引、专项规划大纲和行动规划大纲。以“目标（指标）-策略-机制”为逻辑组织成果内容，以公众导向转变成果形式。管控体系以“新四线”作为空间管控的核心手段。规划体系简化形成“总体规划-单元规划-详细规划”层次，面向实施，注重行动规划。

       朱介鸣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中国城乡统筹规划的宏观分析：农村发展的挑战与出路”。报告主要论述了五点内容。第一，解脱小农经济困境、村镇发展在于非农产业。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农业人均收入有所提高，但是幅度很小。农业对改善生活质量能力有限，仍需要依靠工业、服务业。同时，我国人均耕地西部和东北多，中原和沿海地区少，这些区域人口容量不足，发展挑战大。因此，我国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的前途在于非农发展。第二，市场引导的城镇非农发展。以江苏为例，其非农产值比重越高，人均GDP越高，说明非农发展能够带动GDP提高。中国乡镇企业到1990年代后期开始走下坡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集体企业纷纷改制为民营企业或者倒闭，到今天几乎不再出现。集体企业分布以沿海为主，中西部较少，全国空间分布并不均匀，受市场和乡村企业家的制约。报告指出，村镇非农发展取决于市场动力，不取决于政府计划（农业补贴、扶贫）。第三，村镇非农经济是应考虑经济效率区域非均衡发展，还是应考虑社会公平均衡发展？报告指出，如果村镇非农经济发展均衡，则流动劳动力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非农就业人口占比的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371发展到2010年的0.307；非农产业人均产值（常住人口）的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474发展到2010年的0.432。从数据上看，非农经济是在往均衡方向发展。我国非农就业比重2010年较2000年有显著提升，但2010年的人口流动较2000年人口流动加剧，这与之前均衡发展的趋势不符。根据人口迁徙理论（引力模型和梯度转移），通过观察发现地级中心城市GDP越高，周围区域村镇非农发展越好。提出假说：村镇非农发展与中心城市经济强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第四，非农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型：前工业-工业-后工业。城市化进程阶段中的中心城市经济结构变迁：前工业城市，农业占比高，消费性服务业（酒店等）次之，工业最低；工业城市，工业占比最高，农业、服务业相对较低；后工业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咨询公司，律师行业等）占比最高，工业次之，农业最低。中心城市越强大，市域第二产业比重越高。区域人口迁徙方向则为前工业城市（消费型城市）迁往工业城市再迁往后工业城市。就业岗位数量生产性服务业多于工业，工业又多于消费性服务业。因此，报告得出结论“无工不富”的说法还未被颠覆，消费性服务业提供就业岗位的能力有限，员工收入低，无法替代工业；先工业，后生产性服务业，无法跳跃，生产性服务业建立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心城市带动农村非农发展，新型工业化发展（工业3.0；工业4.0）应是目前的发展重点。第五，通过现代农业达到乡村保护的规划目标。报告指出，城市化发展能够提高农业劳动力收入。非农就业能够促进土地流转，提高人均劳动力耕地数量。农产品价格也与城市经济发展成正比。报告认为，“乡愁”和村庄保护，不能就事论事，需要路径指引；区域非农发展下农民向具备非农就业机会的中心镇、城镇聚，农村人口规模和密度降低，从而达到村庄保护的规划目标。

       朱荣远副总规划师的报告题目是“城中村：中国城市化的‘异物’”。首先，报告提出城中村作为城市化“异物”的价值（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①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运动横在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潮间带”，以相对低的文化和社会的排他性，成为城市化过程中人们心理和生理适应的缓冲空间。②城中村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多制式“接线板”，也是产城关系的差速器。城中村创造的流动性是城市活力的重要构成部分。③城中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贫民窟”，也不是“棚户区”，而是一个具有自我完善的社交和服务系统、与城市生活关系密切的社区。④城中村的记忆是城市非常重要的记忆，不仅是原住民的记忆，也是大多数人的记忆。⑤城中村是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创造城市流动性重要的渠道和发生器，是一个充满着各种机会和承载着各种想象的地方。⑥城中村是变形的乡村文明在城市中最后的、顽强的物理存在方式。⑦城中村逐渐形成地域人群和职业人群的群聚特点，容纳着各种社会性职业。⑧城中村成为深圳城市社会的准公共品，几番自发的拆改，化解了深圳几次人口剧增带来的居住供需矛盾。⑨城中村是快速生长的深圳城市留下的乡村文明的物质“天窗”，映射了深圳特别的社会活力现象。其次，朱荣远院长认为深圳的城中村带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①城中村集聚了人和物，也就是在集聚社会发展的能量。遵守能量集聚、转移再释放的过程，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城中村不可能是一个旁观者。②城中村提供的大规模的城市居住的空间形式，具有城市公共住房的特征。③城中村的违法违规建设，给城市法律空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无法弥合的社会“伤口”，短期内不能愈合，城中村的功与过相抵。④城中村不应该成为政府不担当和不作为的结果。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居住问题，政府更应该在土地、资源和财政上解决。⑤城中村的空间和社会状态在短期内是不会消失的。城中村的替代品无法在短期内出现，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城中村的作用越往后就会越小。⑥城中村会出现特殊的因地制宜的社会治理与服务。最后，关于城中村的未来，朱院长认为：城中村能不能被改造或更新、改与不改都有理由，不存在绝对性，必须顺应时间和空间的社会规律，在权衡取舍中才可获得共识。深圳的城中村从来没有停止过更新，改造城中村不是问题，如何改造城中村、在什么时间改造才是问题。城中村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社会和空间产物，但是这个时期有多长，政府无法是以行政命令缩短的，在相当长时间里是没有可替代的。关键在于城中村消失的时候，城市是否已拥有更好的替代品。

       柴彦威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城市时空行为研究与规划应用创新”。报告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对城市时空间研究的背景、方法论基础和国内研究进展进行了介绍：①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转型，“以人为本”的重要性日渐突显。基于此背景，强调了城市研究的两个转向：行为转向和社会转向。②城市时空间行为研究包含三个基本的方法论：行为主义地理学、时间地理学和活动分析法。近年来，随着建立在个别人、个别行为及其组合的统计分析基础上的时空行为研究逐渐成为热点，社会学研究逐渐从简单计量走向个体行为、从宏观走向微观，研究对象也逐渐由群体走向个体，由现象走向机制。③中国城市时空间行为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时间地理学的引入与描述性统计研究阶段，城市空间与时空间行为的互动机理研究阶段，基于位置感知设备的数据采集与应用研究阶段。第二部分分析了时空间行为研究对城市规划和管理的启示，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时空间行为研究视角下的城市规划与城市管理创新进行了思考：①城市生活空间规划方面，基于行为研究，将生活圈认知结构、空间决策和偏好等实践与已有规划评估、社区服务设施供给量和空间评估优化结合，实现基于行为的社区空间规划和社区空间管理。以北京清河街道为案例介绍了社区生活圈界定研究，从居民需求角度出发，分析了个体居民的社区生活圈、个体社区生活圈叠加、单个社区的社区生活圈、基于生活圈空间共享的聚类、社区间聚类组合等内容，推导了单个社区服务设施规划空间模式和多级社区服务设施规划空间模式，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建立社区生活圈的理想模式。②城市生活时间规划方面，通过对个人时间（包括家内活动时间、家外工作活动时间、家外非工作活动时间和出行时间等）的调查，将时间与城市空间与活动结合，计算其预算和收支，进而对设施进行时空间的优化、对行为进行时空间的引导。以北京清河街道为案例，对时空资源的探索进行了介绍。③城市时空行为规划与管理方面，结合行为研究和传统社区管理，通过对居民个人行为决策的了解，对个人出行日程、社区人群行为进行规划，从而对个体行为进行引导、进而对城市行为进行管理，如应用于绿色出行、健康休闲、近便就医、灾害规避等方面。报告的最后将行为视角下的城市规划管理与传统城市规划进行了对比。传统城市规划多基于“千人指标”、“服务半径”，轻视居民的个体行为；偏重生产空间而轻视生活空间，偏重空间规划而轻视时间规划；缺少动态性，缺少直接面向居民的服务。行为视角下的城市规划与管理则建立基于大数据与居民时空间行为的规划方法论，倡导生活空间规划、落实生活圈理念、创新规划体系；倡导个体出行规划，有助于实现城市动态管理。

       赵燕菁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国家信用-土地财政-规划转型”。重点从大历史的视角对“国家信用”进行了详细阐述，以及对“规划转型”的思考。第一，国家信用。赵教授首先从大历史视角回顾了人类信用货币的形成过程和现代信用货币的产生过程。信用货币改变了过去宏观经济的“症状”：超发货币不再伴随通货膨胀，而是伴随资产价格暴涨；不再依赖储蓄，而是可以由资产抵押；不再依赖贸易顺差。第二，土地财政。1990年后，土地财政逐渐成为中国国家信用的真正支点，这一过程包括五步：第一步，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国家所有。第二步，土地出让与转让制度确立。第三步，建立远期资本交易市场，放开股票、期货、房地产三大市场，使住房具有投资品属性。第四步，财税分权改革，地方政府失去现金流。第五步，住房制度改革（政府可以“上市”融资）。土地财政这一制度的确立，使得地价这一未来收益可以贴现，以此为信用制造的货币就是信用货币。第三，规划转型。现在的问题是，土地财政可以持续吗？城市化第一阶段是投资阶段，需要大量一次性投入，同时城市建成区面积大幅增长。第二个阶段是收益阶段，即城市公共服务的维持需要持续的现金流支撑。土地财政如果不能从一次性收益转向持续性收益，城市化第二阶段就无法彻底完成。对于第二阶段来说，关键的问题是怎么创造收益把投资收回来？怎么创造足够的现金流维护资产的持续运转？对于公共服务来说，就必须要收费，否则就是把现金流转为资本，导致好的GDP减少，而坏的GDP增加。对于土地供应来说，应将一次性的拍卖（批租），改为现金流拍卖（年租或财产税）。对于住房保障，应大规模采用“先租后售”模式，将房价同现金流（租金）挂钩。对土地用途管控，应从刚性到弹性，建立负面清单和开发上限制度（有关详细论述过程可参考赵教授相关论文和网络文章）。具体到城市规划中。在城市化1.0阶段，真实的市场实际上尚未出现，增量规划可以由规划师决定土地用途、强度及比例。但刚性制度下一旦规划批出去几十年都不会变（否则无法定价）。而在城市化2.0阶段，市场的真实需求已经产生，原来规划的指标、用途很难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各种功能应根据市场需要自由调整，否则无法创造现金流。所谓的存量规划，是针对城市化两个阶段转化过程中的特定规划，是两种不同规划制度的切换。结论，国家信用：今天面临的不是常规的金融波动，而是千年未见之信用过剩，与此同步的是城市化第二阶段，在这样的超级经济周期里，现金流成为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土地财政：能否转向现金流，不仅影响中国的过去，也决定中国的未来；规划转型：存量规划是创造现金流的重要工具，规划转型的成败，决定城市化的成败。

       10月30日上午，是以“城市修补怎么做”为主题的自由论坛。本次自由论坛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学工委）主办，由学工委副主任委员、深圳市蕾奥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富海教授主持。自由论坛首先邀请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研究所范嗣斌副所长、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阳建强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王世福教授做引导性发言。

       范嗣斌副所长围绕三亚城市“双修”试点工作进行了引导性发言。三亚的试点工作以问题为导向，结合城市设计的手法进行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在生态修复方面，结合生态格局和要素，重点对山、河、海进行修复。在城市修补方面，以“6大战役”做抓手，解决市民反映最突出的城市问题。其中包括了城市轮廓天际线、城市色彩、城市广告、城市绿地景观、城市夜景照明和城市拆违打违。在上述工作框架之下，选择城市最集中和最突出的问题作为近期工作的重点，并确立了工作项目库（18个重点项目工作），目标一年到一年半时间初步建成。从更远期的视角，比如城市交通、文化街区等相关工作也将在3到5年内陆续开展，使之成为一个持续的行动。这个过程还需要得到法规制度的保障，同时完善城市外显的物质形态与背后的法规保障，做到内外兼修。结合三亚的城市双修工作，范所长提出“城市修补”应该注重以下几方面：①转变观念。生态思维重于景观思维；民生取向重于形象趋向；系统整体重于片断局部；②以城市设计方法作为工具。通过城市设计把规划、建设、管理串联起来，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把城市双修的方法和理念展现出来。③形成实效行动。建立机制，明确抓手（项目库）；采取织补针灸型的方式；确立长期行动和分期实施计划，与近期重点相结合。④完善制度保障。需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技术准则等。⑤动员社会意识。注重提高市民的觉悟，实现共建共享共治共管。

       阳建强教授从四个方面展开对城市修补的认识与思考。第一，城市修补作为新时期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标志。城市修补的目的在于，改变过去外延式的城市发展路径，强调持续渐进的过程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顺应新时期以提升质量为主的城市发展转型。第二，城市修补的提出体现了现代城市更新发展趋向。从国际城市更新的发展趋势来看，城市更新运动从贫民窟清理转向社区邻里环境的综合整治和社区邻里活力的恢复振兴；从物质环境规划转向社会规划、经济规划和物质环境规划相结合的综合性更新规划；从外科手术式的推倒重建转向小规模、分阶段和适时的渐进式改善。城市修补主要针对城市发展的内在机制，强调城市发展应重新回归其本身的内在规律。第三，城市修补的多维属性、价值导向及其工作重点。城市修补应反映出城市更新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多维属性，回归城市发展的本质。价值导向上，城市修补应遵循“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因此不仅要关注大尺度的宏观叙事，还要关注小尺度的日常需求。工作重点上，城市修补应以提高群众福祉、保障改善民生、完善城市功能、传承历史文化、保护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品质、提高城市活力为目标，最终构建宜居的城市环境。第四，需要积极倡导循序渐进与包容多元的城市修补。①在近期开展“战役式”行动，解决历史“欠债”问题。加强城市修补的顶层设计和多方面政策的配套，循序渐进地开展工作；②开展深入调查，了解群众需求，将民生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③发挥集体智慧，加强多方沟通合作，形成高度的社会共识；④成为城市发展的常态工作，不仅仅是示范性或象征性的工作，使其真正回归城市发展的本质。

       王世福教授首先针对“城市修补”这个新概念、新运动提出了一系列的设问：城市修补可能成为一种单独类型的规划工作任务吗？城市修补可能作为一种普适意义的规划策略吗？城市修补是所有偶发性城市更新和整治项目的通代名词吗？它与规划体系的“对接”可能引发系统变革吗？不同地区的修补是否有区别？“修补”的标准是什么？是主动的修补还是被动的城市修补？一系列思辨性的追问引发大家深思。接着，回顾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西方现代理论和实践。包括现代主义对城市更新的冲击、1960年代西方对大规模城市更新的反思与批判，1970年代罗马的城市结构修复、以巴黎玛黑区为代表的城市社区保护和价值重现规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应该思考，城市修补是否蕴涵了新常态中的一种都市主义？最后，借由亲身参与的广州市恩宁路2006-2016十年间经历的改造规划变迁——从最初忽视历史街区肌理脉络而仅考虑土地收益的原地回迁式改造规划、到重新编制风貌重视型的改造规划，再到亚运前的文脉复兴式街区改造成效，以及大型政府公共项目（粤剧博物馆）的进入，更到最近的由万科介入主导的街区微更新所引发的争议，讨论了在城市修补过程中，政府、市场以及民众的角色和作用，进而引发对城市修补持续机制和制度设定的思考。

       随后近2个小时的自由讨论环节，以上三位发言人和来自重庆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杨宇振教授、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的邹兵总规划师、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的刘奇志副局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石楠秘书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孙施文教授、赵民教授、张尚武教授、侯丽副教授等，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城市修补”的概念理解、“城市修补怎么做”等议题展开激烈思辨与讨论，现场嘉宾各抒己见、气氛热烈。

（朱明明、张莺、王剑、阎凯、丁亮、郭谌达、胡刚钰、刘飞萍、彭姗妮、晏龙旭、吴梦笛、吴丹、孙莹参与了论坛报告文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