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多规分立之时有句戏言，发展规划管目标，土地规划管指标，城乡规划管坐标。半真半假却一语成谶，真的成了多年以来主管部门的彰显权力，坐收渔利的圈子划定规则（或称潜规则）。国土空间规划一经提出一众规划师给出了众多解读，在现实紧迫的操作实践中大多成了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规划的叠加，而且过去米贵粟贱，今日忽见米粟同价，多乐得狂欢而享盛宴。其典型案例已引发社会关注，闻之恐鸡飞蛋打，规划龙头成一地鸡毛，细看二年以来中央国务院与规划相关文件感到这场变革事关国家规划体系重组，虽细节尚需补充并有待时间检验和修正，但大局之设想已跳出往日之狭隘部门利益束缚，各部门再唱一出三国演义或演个楚汉之争已无价值。

一、国家规划体系重组已显端倪

201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统一规划体系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意见》这一重要文件，确定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地位，明确其“居于规划体系最上位，是其他各级各类规划的总遵循”。并提出了“统一规划体系，形成规划合力”，勾画出“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为支撑，由国家、省、市县各级规划共同组成”的统一规划体系。随着2019年5月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大家期待已久的《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的重要文件，并在编制要求中明确提出“体现战略性，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体现国家意志和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性”，“加强协调性，强化国家发展规划的统领地位，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作用”。这几条奠定了国家规划体系重组的基本思路，至于提高科学性等等要求是时代对几乎所有工作提出的质量标准的要求，不必用于体系之争的筹码，凡是科学的都必然会纳入这次体系重构的不同环节。讲的直白点，科学性不以部门的传统优势资源和传统优势学科的臆想所左右，科学本身、学科发展本身的价值远远超越部门利益，甚至远远超越特定时期和特定背景下的国家利益。以科学性之争来演部门之争的把戏难免低俗。

二、对规划本质的认知还刚起步

删去各种边界限定型定语的规划是引领人们从现状走向未来，从不满意的起点走向预计中可能更好的下一个目的点的导引过程。其初心属于社会理想范畴，即形成更美好的社会秩序，创造更美好的人类社会形态，最早的行动者渡边社就是以此为宗旨发起现代城市规划运动的。最早的国家干预也被贴上过市政社会主义的标签。而如今大家乐道的欧洲新城运动时代和美国区域规划萌芽的罗斯福新政时代都可以从运动的批判者口中看到其多元的社会主义色彩。从消除贫困及由此可能引发的冲突、暴力、失序、混乱、崩溃出发，站在某种社会责任的道德高地上去干预社会经济系统的“自然”运作，扬善除恶仿佛是规划师的天职。尽管这种出于“好心”“良心”的干预并不总是达到其可预期的成果，甚至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制造出的问题比原有的更可怕，这都没有迟滞他们干预的热情和实践试错的步伐。一直到复杂系统、模糊数学，量子理论等新科学出现时，从科学的视角我们已知道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大于确定性。这是个分野点，一部分规划师仍沉迷于“科学的预测”，相信所谓精英（或是英雄）创造历史，创造未来。而另一个分支则走向科学描述情景，决策体系通过情景的选择创造未来，改变历史走向。很可惜的是，当下的中国走第一条路的人更多些，最高领导的讲话可以压制一下各种政治权威的朝令夕改，但技术权威一般有了朝令夕改的权力是否更恐怖呢？读过《1984》这部小说的人都知道技术理念的绝对化和政治化会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之所以在十九大前的北京市副中心竞标中我提出“建设人民城市”的呼吁，并以此成文写成各种内部建议和公开著作正是基于上述思考。

三、中国的事情要自己做还要遵循实践的检验

这里我要展开谈三个问题：国家意志的传导；市场交易规则的形成；民事行为冲突的化解。

先谈国家意志的传导。国家意志即强制权力，这是现代国家能否存在的第一个基石，离开了这个基石，民族纽带、文化传承，都只是朋友圈的概念，谈不上御外辱，护民生，强国力。规划中的战略性、宏观性、政策性，增强指导和决策功能均与此相关。古训讲，“成大事者，谋者寡而行者众”就是这个道理。空间规划中的强制权力传导体现在与统领型规划的对接，具体是“重大战略和重大举措的时空安排，明确空间战略格局，空间结构优化方向，以及重大生产力布局安排”。在这些强制权力传导上发展规划是给空间规划留了“接口”的。

一五、二五时期被称之为规划的黄金时代，那时的以土地资源利用和实体空间建设导引为核心的城市规划是与发展规划高度合一的。规划是与财政、金融政策密切配合的，多方合力建构了所谓的国家意志。当然那个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是只有自上而下的传导体制，而没有交换、交易机制。

国家基石的第二个理念是交易规则的建立。如果国家意志万能，根本不存在交易问题。一、二次世界大战之交，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及其上层建筑“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圈粉无数，除了消灭贫富差别的社会理想十分诱人，还夹杂了大量的对自然科学进展的迷信。即相信科学进步带来的确定性会战胜人类社会固有的不确定性，全面实现前馈控制，让未来社会如一部精密机器般高效运转。由此提升效率，而创造出的剩余价值不再被少数人占用，而可以精准地投放以消灭三大差别。其结果已经历了实践的检验，选对了目标方向，用错了策略路径。而选取相反路径和策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典型的反馈控制，在嘲笑对手倒台30年后，因为三大差别中最难解决的贫富差别放大，民粹主义盛行而尽显疲态。这两方面的教训催促中国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当下的标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科学解释而言，它是前馈控制和反馈控制的混合体。交易的是利益，空间资源是最大的利益载体，这也是列菲伏尔为什么讲“空间即政治，规则是策略”。

空间及其边界有很多种政治、技术属性，现在的所有规划方式和内涵都关注的是空间的科学属性，或者讲是功能性的技术属性。而我认为更应关注空间的社会属性，首先明确政治蓝图导向下的公权力和私权力空间边界的划分。为自上而下的强制权力传导留资源，为自下而上的市场动力留余地，而当下的情况是公私权力的空间边界不清，权益交易规则不明，不动产交易成了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的重灾区，所有贪腐大案无不与房地产有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缺乏实实在在的空间资源支撑，民生基本保障所依赖的公共服务系统、住房保障系统均靠艰难的市场博弈来实现。而从另一方面讲，各种市场力量的参与者的恒产前景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古训讲“无恒产者，无恒心”，后果是可以预料的。深入研究空间的社会属性，建立明晰的适合当下中国发展阶段的空间产权制度，建立公开公正的公私权力交易规则，减少对私权之前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干预，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