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围绕加快城市发展方式转型、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对新时期城市工作作出了系统部署，也对规划实践提出了更高要求。围绕这些新要求，本期学术笔谈以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为主线，邀请了来自国家规划管理部门、地方自然资源与规划主管部门以及规划实践一线的十余位专家，集中探讨不同城市与区域的新规划实践。
这些讨论并非零散经验的汇集，而是分别嵌入到规划作为判断、实施机制重构、发展动能转换以及规划方法更新等关键维度之中，构成了对“新规划”实践的系统回应。
1. 新作为：规划角色与发展逻辑的重塑
张兵从国家治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高度明确指出，在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增长条件发生根本变化的背景下，规划必须重新处理政府与市场、城市与乡村、新与旧发展动能之间的关系，其角色已由单纯的空间配置工具，转向支撑发展方式转型和现代化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
这一判断在区域和地方层面得到多重回应。周俭、郑德高与张尚武则从规划体系与理论层面进一步指出，新阶段下规划需要在国家战略、空间结构与公共利益之间重新校准目标边界，避免规划功能被单一发展逻辑所裹挟。门晓莹结合新疆实践，强调规划在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服务人民城市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指出只有将制度要求真正转化为空间治理和实施监督机制，“新规划”才能形成现实效力。在这一意义上，“新规划”首先是一种阶段判断之新、角色定位之新。
2. 新机制：从编制导向到实施统筹的转变
随着城市发展进入以存量为主的阶段，规划实践面临的核心挑战开始集中于实施层面。叶斌在反思南京成片开发实践时明确指出，当成片开发被简化为征地和项目推进工具，其公共属性和规划价值便被削弱，必须通过制度重构，使其重新服务于空间结构优化和高质量发展目标。杨浚以北京为例，提出通过“四步走八清单”，将体检评估、方案协商与实施行动系统整合，推动详细规划由一次性成果转向滚动实施机制。吴俊勤在武汉的实践中，则以“特色功能片区”为单元，通过差异化目标设定和弹性管控方式，回应城市内部高度分化的现实需求。杨斌等结合宁波实践，进一步从“整规融合”与全域整治的角度，探索城乡空间统筹实施的新路径。这些探索共同指向一个清晰判断：“新规划”实践的关键在于能否形成持续组织行动的实施机制。
3. 新动能：存量更新与人民城市导向下的发展重构
在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城市目标引导下，规划实践开始更加直接地介入发展动能转换问题。邓毛颖基于广州城市更新实践提出，需要系统处理资产权益与兼容管制、政府与市场分工以及短期投入与长期收益之间的关系，否则更新难以形成可持续机制。这一判断将规划明确指向产权、财政和投融资等制度层面。曾九利以成都公园城市建设为例，强调通过场景营造、公共空间体系和产业空间协同，激发城市活力，将人民城市目标转化为居民可感知的日常体验。在这一维度上，“新规划”实践正在成为连接空间更新、制度安排与城市活力的重要媒介。
4. 新方法：数智赋能与韧性导向的规划转型
面对不确定性显著上升的城市运行环境，规划方法本身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张玉鑫以上海量子城市建设为例，系统阐述数字孪生、空间智能体和行业大模型在超大城市空间治理中的应用，推动规划由经验判断走向实时感知和动态推演。
俞露从深圳韧性城市实践出发，强调在多系统耦合风险条件下，规划应由静态防御转向动态适应，通过时空协同和社会联结提升城市整体韧性。龙宁等则从治理与技术结合的角度，补充了规划在复杂系统管理中的方法创新。“新规划”实践正在通过数智和韧性导向，重构规划方法与治理工具。
本期学术笔谈通过多位专家在不同城市、不同议题上的实践，集中呈现了“新规划实践”的四个关键取向：规划作为的判断之新、实施机制的组织之新、发展动能的培育之新以及规划方法的体系之新。正是在这些具体而真实的实践中，“新规划”这一新概念获得了坚实的实践支点，也为规划在新时期更好地服务于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值得深入讨论的经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