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即将迎来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时期。这是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思考新规划实践，不为新而新。“新规划”是规划工作顺应城乡发展大势，面向生态文明建设，在从中央到地方不同政府层级、从宏观到微观不同空间层次，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条件，系统解决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利用方面出现的突出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然塑造出的规划实践新型态。
国土空间规划是政府职能和职业化的技术工作，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全面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国土空间规划的基本工作方向要符合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若干原则。第一要按照“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深入考虑规划做什么、不做什么。规划的存在本身是有为政府的体现，所以对规划工作的考验是能“接地气”，将服务有效市场的理念和措施贯穿于规划工作全程。第二是把握城镇和乡村发展大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7%，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等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规划为人民服务，不仅要针对城市居民安居乐业面临的难题，从不同空间尺度上拿出解决的方案，而且也要重视在高城镇化率的同时，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的步伐还是滞后的，农村居民要具备现代生活生产条件，规划要以钉钉子精神找到服务城乡融合、助力乡村发展的道路。第三是寻求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中国经济在变化，全球经济在变化，过去那种经济发展模式也在变化。现在城市面临的新旧动能转换任务非常艰巨，规划虽并非无所不能，但要有责任感和紧迫感，致力于创新规划政策，激发城乡经济活力，服务城乡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以经济实绩来补足民生保障存在的短板弱项。
政府与市场、城市与乡村、新动能与旧动能，这是当前和今后规划实践必须处理好的基本关系。在此认识基础上，下面结合几个重点领域谈些看法。
探索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城市规划。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一个规律、五个统筹”的要求没有过时。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首先需要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对我国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阶段特征做深刻把握。城镇化率达到67%之后的城乡发展道路上，城市和乡村之间交流活跃，乡村不再只是剩余劳动力的提供地，也是城市功能和经济活动外溢的承载地。尽管城乡融合发展还存在一些壁垒和政策堵点，但是土地管理制度的持续改革，使农村一二三产业得到深度融合，加上推进了七年多的“多规合一”改革，冲破了“圈内”“圈外”分而治之的规划管理格局。“城市规划”已经不是城市规划区内（圈内的）的空间规划。城市规划不是仅对城市的规划，在“多规合一”改革前学术意义上就不是，改革后学术上和行政管理上更不应当是。在统一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制度下，城市规划应朝着城乡一体、城乡融合发展的方向去实践。在高度城镇化水平下，随着不同空间尺度、不同主题内容上对城市功能体系和空间结构演化规律认识的加深，相信在实践领域会慢慢培育出覆盖城乡空间的新城市规划。就其空间性的本质而言，这些“新规划”终究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构中的有益实践。
促进现代化城市体系优化的多样化规划实践。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要求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强调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增强超大特大城市综合竞争力，提高中小城市和县城承载能力，赋予特大镇更多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提出动态优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在城市群、都市圈以及其他各种形态的城镇密集地区，我国在经历了快速城镇化阶段后，城镇化形态是多样的。有些虽然没有冠之以“城市群”“都市圈”，但却是围绕中心城市、周边城镇功能紧密联系的“城镇密集地区”，这种情况东部有，中西部也有。所以，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行动不只是在全国层面，在一些跨省或者省内跨行政区地域，都会有区域合作和协调问题，规划实践的空间因而很大。这些规划只要做到因地制宜，立足当地实际解决发展阶段中协调发展的难题，规划实践就一定会富有新意，会丰富多彩。
国家政策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集约紧凑布局，如何在强调政策导向的同时，顺应市场作用的规律，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有利条件？过去几年间，在《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的引领下，长江经济带—长江流域国土空间规划、长三角国土空间规划、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等系列规划实践，在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和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基础上，着力解决协同发展的难点堵点，资源和要素的投入侧重在解决市场难以解决的问题，规划明确空间开发的底线约束内容，开发性的内容着力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领域，这样为市场作用发挥明确了基本框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黄金内湾”协同发展的途径，顺应从大进大出走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宏观战略调整，研判地区空间发展模式的转型，把握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等需求引发的空间供给变化，柔化、优化规划政策供给的空间边界，目的是对区域市场成长给予更灵活的支持措施。诸如此类的实践案例是非常宝贵的。“多规合一”改革前，规划应用城镇体系理论，坚持城镇体系规划实践近40年。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的实施以及“多规合一”改革的深化，在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原则下，丰富的区域规划实践或许为未来我国城镇体系理论的创新发展带来了机遇。
创新增强主体功能区战略叠加效应的规划实践。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体系，强化国土空间优化发展保障机制，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十五五”期间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要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叠加效应。《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明确促进主体功能综合布局的领域和空间方向，其科学认识的基础是不同尺度的空间使用具有复合性。在主体功能区战略取向的引导下，综合布局不仅要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陆海统筹等生态保护问题，而且要从发展的两端来考虑高质量发展，一端是更基础、更全面的安全能力，另一端是更有战略性、更具综合协调性的发展能力，目标是实现人口、产业、设施、空间等更高水平的协调发展。也就是说，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性作用，完善三条控制线划定和管理等基础性工作之后，因地制宜细化对各类功能区的分析识别，并面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国家战略需求，系统综合，寻求更高的战略价值。基于资源环境等约束性条件，从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的配置效率、资源资产价值提升以及顺应市场趋势等意义上，提出引导性规划要求，并通过新的实施管理措施加以落实。需要补充的是，规划工作者通常熟悉城市内部小尺度的土地混合使用和空间复合利用，但在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的维度下，大尺度空间复合利用路径和政策叠加机制，需要深入研究创新。这需要扩展规划知识和技能，开展积极有效的跨专业合作，而要做到融会贯通和综合统筹，并非轻而易举。
塑造数智时代激发存量空间价值的新规划。城市新动能的培育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国土空间规划作为配置空间资源、具备宏观经济调控作用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在不同尺度上为新动能的培育提供有力的空间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建议，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探索实施建设用地总量按规划期管控模式，实行统筹存量和增量综合供地”，从规划编制到实施管理再到政策机制都明确了改革要求。面对大规模存量空间的再利用，如何从城市的宏观、中观到微观，构造一整套相互促进形成合力的规划政策，动态平衡存量空间与增量空间供给，施加对市场的调节，是兼具政策性和技术性的挑战。对市场供需关系的动态把控和存量增量空间的合理配置，在数智时代相信会有空前的能力。的确，数智时代的规划实践正蓬勃发展。例如，多地基于数智技术，在建设项目选址、产业项目布局、产业链空间适配比选等方面开展智慧规划的实践；再如，上海、杭州等城市在统一的底图和平台上，开展土地使用性质、产权、产出效益和税收等大数据综合分析，筛选优先开展存量空间盘活优化的重点空间单元，这种做法不只发生在分析环节，而是从调查分析到规划方案制订和动态完善的全链条上。对比之下可以看到，过去没有统一的底图、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规划、统一的平台，存量空间的有机更新规划偏向形态设计，场景的构思相对简单，很容易缺乏对城市整体关系的把握，也可能会因方案的静态而难以适应市场。数智技术还推动了规划对微观层面行为的空间分析。例如，南京大学多年前基于大数据分析改善校园设施布局的规划研究，同济大学开展冲之场感知、分析智慧体的构想和实验等等，都在证明空间感知和分析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提高空间规划设计质量，有助于激发和提升存量空间的价值。
综上所述，规划实践所谓的“新”，新在体现国家发展的阶段特征，有战略眼光；新在创新解决中国城市和乡村、城市和区域发展面临的挑战，有解决问题的新招；新在探索规划学科振兴的路径，有引领国际规划理论和实践进步的成果。无论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还是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无论是增强主体功能区战略叠加效应，还是激发城市存量空间价值，规划工作者需要不断学习相关学科理论和知识，提高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归根结底，“多规合一”改革以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新规划实践通过规划工作者的努力而涌现，有赖于其主动学习，也有赖于不同专业间的精诚合作，更有赖于其在国土空间规划实践中提出正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