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较早经历从大规模增量扩张到存量提质增效的发展阶段转变。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对广州提出实现老城市新活力的要求，以此为基本遵循，广州积极推进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低效用地再开发等国家级试点工作。广州结合内涵式发展需求，构建了“顶层设计—专项规划—落地政策”的城市更新工作框架，建立了“1+N”的政策体系（即1个总体纲领、多项配套政策），实施了一系列面向现代化人民城市的规划设计和更新实践。
1. 处理好“资产权益和兼容管制”的集成型政策体系
存量空间的最大特点是产权的复杂性、发展的不确定性，厘清产权是资源资产化的起点，更是更新项目能否顺利落地的重要基石。此外，有效的空间管制，也是实现空间发展权有序重构的重要管理工具。
以全要素三维权籍调查摸清空间权益。广州从传统基础调查的物理属性升级到权籍调查的法律属性，厘清每一寸土地、每一栋建筑“有什么、有多少、属于谁、是否合法”，其特点表现为“三个转向”：一是从平面到立体，通过立体产权调查管理，精确界定地上、地表、地下空间的权利范围；二是从单要素到全要素，调查内容整合了土地、房屋、权利主体、保护要求在内的全要素信息；三是从静态到动态，调查成果贯穿于项目立项、补偿、建设、运营的全生命周期，形成一个持续更新的“权籍生命史”档案。
以兼容管制政策释放空间资产价值。广州应对超大城市存量空间功能混杂、多元主体博弈的特点，首先，以立法明晰城市更新的权责边界和管制政策，出台超大城市第一部国土空间规划条例，提出混合用地供给、景观优质区域公共空间供给、危旧房提质增容等机制创新；出台城中村改造条例，立法明确城中村改造公共利益属性、规划先行原则和依法征收框架，规定改造中各方权利责任、程序规范与利益平衡框架。其次，聚焦城市更新的难点问题，出台土地要素配置31条、产业用地37条以及8批次惠企利民政策包等系列专项政策，突出“兼容管制”导向，为存量空间盘活提供操作弹性。
2. 兼顾好“政府掌舵和企业划桨”的协同型实施模式
在房地产市场周期性下行与公共财政约束的背景下，政府要发挥好城市掌舵人角色，构建“专项资金+财政投入+社会资本”的多元投融资机制，促进协同实施。
政府统筹做地推动重点地区成片更新。把城市更新作为实施城市空间战略的重要抓手，推动重点片区政府统筹做地、统筹规划，如广州火车站片区结合“高铁进城”，更新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中心站；推动旧厂房、旧城区及瑶台村、三元里村等低效用地连片开发；配套建设保障房，布局重要基础设施，完善60万m2公服设施，建设7个社区中心、26个社区嵌入式设施。
探索政策性资金和社会资本结合的可持续融资模式。广州积极构建以“专项借款+更新基金+专项债券”为支柱的融资模式，通过政策性专项借款解决启动资金和安置难题，设立更新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并辅以专项债券和市场化融资，构建多层级的资金保障体系。采用原址安置、异地安置、物业返还、货币补偿、房票补偿等多种方式，提高改造积极性。
3. 平衡好“短期投入和长期收益”的运营型更新场景
新时期要把城市更新作为转换新旧动能的抓手，从一次性经济平衡主导的物理式更新转向可持续运营的内容式更新。
以产业生态升级支撑可持续运营。广州工业用地中低效用地超过一半，重点开展了产业型城中村、村镇工业集聚区两类空间更新，促进产业空间提质增效。广州56%的城中村为产业型城中村，提供了全市12%的产业用地、承载了超40%的就业人口；城中村改造探索复建物业性质留白，设置综合产业用地（M/A/B），创造多元创新载体，保留产业核心环节，延续产业链条。2022年以来广州已先后遴选27个村镇工业集聚区更新改造试点项目，预计提供约1940万m2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载体。比如白云区设计之都探索土地用途合理转换，将70%村集体物业由区属国企代建并租用运营，剩下30%由政府收储，改造后村集体新增约36万m2物业，既保障村民长期收益，又为城市腾出完整产业空间。
以多元共治营造高品质人居环境。体现广州老城市的人文关怀，以解决居民美好生活需求为导向，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型更新。积极探索危旧房“原拆原建”，例如花都区集群街2号楼建于1970年代，项目投资约800万元，由业主按照4600元/m2的价格共同承担，政府奖补少量资金，同时对低收入家庭提供50%的补助，引入银行低息贷款，个别不愿意参与翻建的居民由区属国企协商购买产权；通过原址重建和精细化设计，实现套内面积“拆一补一”，增配电梯、消防、无障碍等现代化设施，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完善社区功能，使房屋增值160%。通过人民设计师制度推进社区微更新，发动了1500余名专职社区设计师、超过50名规划设计大师、6000多名规划资源志愿者、2000多名高校师生，深入社区开展专业服务，例如，泮塘五约老旧小区改造通过共同缔造，聚焦公共空间、口袋花园和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了各方“多赢”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