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气候变化和极端灾害频发、政治经济挑战加剧、疫情等非传统风险上升的趋势下，超大城市经济活动密集、组织机制复杂，城市系统受到的压力和挑战尤为显著，且难以通过外力应对。如何在基础设施和管理体系整体成型、运行惯性业已建立的条件下，以可负担的硬件和管理成本提升系统韧性能力，是超大城市需要研究和实践的重要领域。作为全国行政辖区面积最小、经济和人口密度最高的超大城市，深圳近年来积极开展韧性规划探索与实践工作，不断朝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目标奋进。
1. 构建遏制风险由局部地区、单系统向整体扩散的韧性规划空间架构
超大城市因各类运行要素高强度叠加作用，一旦局部失能容易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系统性风险。为此，超大城市韧性规划的空间构型需要精准适配风险形成和传导的空间和时间效应，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衔接城市韧性建设与韧性治理措施。为此，首先应构建分层互济、时空协同的安全韧性格局，并优先应用于高密度的新开发地区。深圳在前海合作区、深汕特别合作区等新区，结合多灾耦合风险评估，划定风险分区并明确重点防护对象，构建“安全大区—安全组团—安全单元”三级分区，并通过与各类应急服务设施、应急交通网络等点线空间要素结合，形成土地韧性安全布局和应急设施配置的耦合关系，并在规划建设之初同步建立事前预警、事中和事后响应机制。其次是规划韧性社区，以社区为超大城市韧性规划的基本细胞，鼓励创建综合减灾社区、韧性社区等社区形式，尽可能将一部分自然灾害和社会风险控制在系统底层，进而以相关专项规划为抓手，支撑各类城市子系统本身的应对能力提升。深圳积极探索以安全韧性专项规划为统领，通过构建可量化的韧性规划指标体系，完善排水防涝、生命线系统提升、海岸带保护利用等各个子系统的抗逆水平，尽可能降低重大灾害风险可能引发的跨系统的空间影响。
2. 推动从被动防御到动态适应的韧性能力建设方式转变
面对动态的风险变化和城市自身的更新演化，“适应”是较“抗击”而言更具性价比的韧性城市建设策略，而建立适应能力的前提在于从规划层面就尽可能地将终极蓝图式的防灾静态目标转变为适应性的动态弹性规划目标，通过形成持续迭代的韧性对策引导，保障城市机能永续安全提升。例如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的韧性规划便通过循环管理模型建立了一套动态追踪和校准目标的韧性规划新模式，从而在长期风险扰动中依然能够保证城市韧性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和韧性策略的动态调整。具体设施层面，则需要将“风险低频、技术较稳定、较高投入”设施与“风险高频、技术迭代快、较低投入”设施予以区分，在确保刚性底线能力的同时保持对不确定场景的开放应对方式。例如深圳在滨海一线区域探索建立“刚性海堤—柔性水网—弹性海绵”三层次的海潮和内涝设防体系，提升海防工程在极端天气条件下的抗冲击能力以及河口、中心城区的自适应恢复能力，也为未来面向多元场景植入更为先进有效的设施建设和管理手段留有弹性。
3. 融合工程逻辑与治理逻辑，探索韧性城市建设的人因方法
人的因素在灾害风险的形成、传播和放大链条中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确保超大城市中千万级人群与巨量设施体系的良性关系以及人群内部的响应性和协调性，是维持和提升超大城市韧性的关键。在加强人对设施的使用和管理层面，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正在探索构建高精度、多工况洪涝评估模型研判片区洪涝风险和关键影响因子，形成全流程管控的水安全系统治理方案。在加强人群的协同响应能力方面，深圳华强北街道将人本需求放在韧性社区的首位，主张以多主体模式促进群防群治、共建共享，以常态化机制保障长效管控、以多样化活动鼓励全民参与和接受教育培训，以激发基层治理效能，增强社区的制度韧性。 
深圳实践表明，成功的韧性城市建设必须超越单一工程思维和被动防御体系，转向从时空协同治理框架搭建、动态适应能力提升到社会联结机制建设的系统化治理模式，城市的韧性提升程度也将最终体现在全社会的认知和治理能力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