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作为人口、产业、资本、技术、信息等发展要素高度集聚的空间载体，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核心角色：既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承载和服务庞大人口的主要空间，更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平台。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空间载体、人口结构、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重要战略。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核心特征，首先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17.9%升至2024年67.0%，数亿人口在城市完成了现代化转型。人口是城镇化的基石，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土地、投资、空间增长等均为人口城镇化带来的系统性连锁反应。但也应看到，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年均增速已放缓至0.8%左右，快速城镇化进程已出现拐点，正提前迈入诺瑟姆描述的城镇化三阶段中的“城镇化后期”，并呈现出新的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为以下3点：
一是在全国人口类型转变的背景下，以人口红利为基础的体力城镇化模式难以为继。2022年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劳动年龄人口十年间减少4000万人，体力劳动者减少推动城市竞争转向智力劳动者，人力资本成为发展新动力。
二是在家庭决策理性下，流入地城市地区不承担公共服务、不提供可负担住房的低成本城镇化方式难以为继。新时期的人口流动愈加呈现家庭化、本地化趋势，但县域城镇化质量水平有待提升，而高等级城市因优质公共服务更易吸引高素质人才。
三是广大乡村地区仍未摆脱老龄化和空心化的困境，依赖小农和家庭农场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将日益艰难。尤其是中西部农村老龄化严重，农业生产依赖高龄老人；东部乡村依赖工业或旅游资源维持活力；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务农意愿与技能，加剧乡村衰退。
已基本完成城镇化进程的发达国家，在“城镇化后期”的主要经验做法包括：一是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例如：德国通过加强职业教育和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产业工人和技术人才；美国通过优质公共服务提升生活质量，直接吸引全球高学历人才。二是为城市的外来移民提供支持性的居住保障，例如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为中低收入群体广泛提供公共住房。三是推进城镇化红利反哺乡村。一方面顺应城镇化后期乡村地域的多功能演化态势，另一方面为逆城市化发展态势下的“新农人”回归乡村扫除制度障碍。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有三点：
一是应看到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客观趋势，认清鼓励性生育政策的局限性，推动“劳务驱动型城镇化”向“知识驱动型城镇化”转型。随着低成本工业化、土地财政等传统驱动力的式微，知识创新、数智文明、高品质消费、绿色可持续将成为新一轮城镇化浪潮的主要特征。应摆脱依靠资源能源、提供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劳务驱动型城镇化道路，走上理性与创新知识驱动型城镇化道路。城市规划从被动满足产业扩张的空间需求转向主动塑造吸引人才、激发创新、支撑高附加值产业的物理环境、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
二是解决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实现新型城镇化阶段的居住正义，推动结构主义的“二元城镇化”向人本主义的“人的城镇化”转型。随着我国核心城市房价持续上涨，制度性身份获取门槛的降低与市场化产权获取成本的上升意味着日益庞大的新市民群体面临落户意愿与住房支付能力之间的落差。城市规划需研究如何通过分类施策的住房供给和精准公共服务供给改革，实现个体流动与城市发展相契合的资源配置，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三是顺应城镇化高级阶段的城乡融合与乡村多功能演化规律，为大城市和城市群地区的人才、资本、技术下乡提供制度保障，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城市要素下乡不但是对乡村要素流失的经济反哺，更是复兴乡土社会、重塑乡村治理的文化反哺。较高的人才需求和较大的乡村发展潜力让越来越多的“新农人”成为全面乡村振兴的带头人和主力军，但同时也对其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乡村治理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