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市如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动空间引擎？
中国式现代化不只是经济规模的跃升，更关乎人口结构、创新能力、社会公平与生态安全的系统重构。相较于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路径，当代中国城市作为人口与要素最密集的空间节点，其治理能力、创新生态与空间包容性已成为现代化跃迁的关键变量。随着人口流动、产业重构、新旧城区的耦合演化，城市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最活跃、最复杂，也最具战略主动性的空间平台。
所谓“城市空间的战略跃迁”，指的是城市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从单一经济功能向复合治理平台转变，从被动承载向主动引领转变，从静态规划向动态统筹转变。这不仅要求对有限空间资源进行高效整合，更要求在制度、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层面引发深度变革。城市空间优化供给、公共服务均衡布局、生态韧性保障正逐步构筑起现代化的空间底座。城市正从“增长的容器”转变为“系统治理的主场”，成为国家战略落地、社会进步推进的主引擎。
2．数智技术如何重构城市规划与空间治理的边界？
新一代人工智能、空间大数据与数字孪生等技术为城市规划打开了前所未有的边界。传统规划依赖静态数据与经验判断，难以应对城市系统的动态性与高度耦合性。如今，计算城市科学（computational urban science）的兴起，使我们能够实时感知城市运行、动态模拟人口流动、土地利用、交通与资源配置等复杂过程。大数据驱动的模型算法与多主体仿真为规划提供前瞻性与自适应能力。
以数字孪生为例，政策与方案可以在虚拟环境中迭代试验，为现实决策提供科学回馈。数智平台还突破了传统“条块分割”的治理模式，促成跨部门、多主体的协同联动。社会参与机制、公众反馈渠道、多元利益协调也通过智能系统得以高效整合。因此，城市规划不再只是蓝图绘制者，更是“建模—模拟—调优—治理”一体化系统的设计者。人机协作的“共治机制”逐渐成型，推动城市治理从经验型走向科学型、预测型与反馈型。
3．规划学科的新使命：如何回应社会转型与技术革命的双重挑战？
随着中国城市进入“存量优化”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传统的增量规划逻辑逐步失效。地区发展不均、空间碎片化、人口老龄化、生态脆弱性与社会治理多元诉求的叠加对规划学科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规划师不再只是“空间的设计者”，而必须转型为“系统的集成者”“数据的解码者”“社会协同的组织者”。
这意味着：一方面，规划人才需具备数据建模、空间模拟、系统分析等新型技术素养；另一方面，规划人才也要深化对社会结构、文化机制与公众行为的理解与引导。学科建设亦应跨界融合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社会学与生态学，推动规划理论的本土建构与国际对话共进。归根结底，规划学的根本使命是塑造有序、公正与富有韧性的空间秩序，在数智赋能中守住“人”的中心，为社会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城市未来。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球规模最大、系统最复杂的现代化进程，而城市正处于这一空间转型与治理跃迁的最前沿。从空间扩张走向系统重塑，从经验治理迈向数智协同，城市不再是增长的附属容器，而是国家战略的实验场与公共价值的承载体。
计算城市科学与数智治理的崛起，不仅丰富了规划技术工具，更促使城市规划范式从“静态蓝图”走向“动态协同”，从“空间设计”走向“制度建构”。这一跃迁使技术与制度、公众与数据、政策与空间之间形成系统耦合，推动城市治理进入一个更加精细、弹性与开放的阶段。
面向未来，唯有持续深化人机协同、推动知识体系与实践逻辑的革新，才能真正让城市规划在技术变革与社会复杂性中发挥战略引领作用。城市空间的战略跃迁，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新，更是一种制度再造与公共价值重构的过程，关乎国家现代化的空间承载力与社会公平的实现路径。希望我们能以系统思维应对复杂挑战，以技术能力回应公共诉求，以空间治理承载国家愿景，让城市规划真正成为托举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