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初，我开始读董鉴泓先生的硕士研究生，阮仪三先生多年跟随董先生研究中国城市历史，自然成了我学业的重要引路人。遗憾的是毕业以后再无机会深入参与城市历史研究和保护工作，难以系统准确学习、评价阮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实践，但在同济求学阶段与阮先生密切交往中得到的教导、帮助和关爱已让我受用终身。
1982年暑期，阮先生带着我考察陕北晋中地区古城。整个暑期我们从西安出发，经铜川到黄陵，再到延安、绥德、米脂、榆林、靖边，从佳县坐木船渡黄河，再到兴县、岚县、忻州。在太原与阮先生分手后，我独自去平遥调研。在平遥刚好遇到郑孝燮、余庆康两位先生，有幸跟随他们在平遥古城考察了三天，也不断听到两位先生和当地干部对阮先生抢救古城的欣赏和赞誉。
1980年代初的北方地区还很贫穷落后，交通食宿条件很差，颠簸的公路，时速仅30—40 km的长途汽车，多人一间简陋的招待所，路边尘土飞扬的食铺……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阮先生的专业热情和工作态度。一路上阮先生都兴致勃勃地给我讲历史，讲文化，讲调研方法，讲文献阅读……每到一个城市找图书馆查史料，找文管会看文物，找老人聊历史、听典故。在佳县，我们被黄河边上选址精妙、布局独特、形态优美的香炉寺、白云观深深感动。没有可用的测绘图，我们就利用太阳光影，用步测、目测绘制了两处平面图，调研报告及测绘图后来发表在《城市规划汇刊》。
1983年暑期，我和孙安军随阮先生考察了东北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在俄、日占时期的规划建设，考察了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兴城（宁远城）、秦皇岛。这次考察使我认识到研究中国城市近现代城市建设、规划的重要性，这个时期是中国城市从古代走向现代的重要转折期，既有着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和营城理念的深深烙印，又充满了走向现代过程中的种种探索与尝试。近现代城市历史的研究是认识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领域。这次考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向——太湖流域城市近现代历史。
阮仪三先生用一生的精力奋斗在城市历史文化研究和保护事业中，他的执着、坚持和坚韧守护了平遥，守护了水乡古镇，守护了诸多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让每一位有文化责任感的规划师感动，也获得了相关政府官员的尊敬。在我的印象中，阮仪三先生和中规院原总规划师王景慧先生是改革开放以来为国家的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事业做出努力最多、贡献最大的学者和前辈。可惜王景慧先生过早离世，而阮仪三先生如堂吉诃德般用骑士精神坚守着历史文化保护阵地，坚持到现今——我国城市历史文化保护最好的时代！前辈们倾一生心血守护城市历史遗产，传承城市文化的精神，也让我们更加明白文化之于城市不是锦上添花、好中做优，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泉。
2022年阮仪三先生在耄耋之年为上海700多万平方米的二级旧式里弄的建筑保护再次上书高层，使上海历史城区内大量近代、当代建筑和历史文化得以保护，对上海的城市文化保护和传承功莫大焉，也直接助推了“留、改、拆，以留改为主”的城市有机更新理念在全国推广。师从董鉴泓先生、阮仪三先生，我学到的是对理想和信念的坚守，对事业和责任的担当。我常说，做规划师，有理想很艰难，没有理想更艰难。
阮仪三先生对文化、对城市、对历史的爱和对人、对学生的爱是高度一致的。阮仪三老师的家是学生们随时可以推门而入的，阮仪三先生和夫人孙老师曾经照顾过不少生病的外地学生。阮仪三先生和孙老师为我在同济新村教工俱乐部举办了校园婚礼，阮仪三先生亲自动手帮我把硕士学位论文改写成三篇学术论文，连载在《城市规划汇刊》上。先生的恩泽让我终身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