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面对剧烈转变的新发展阶段与新环境，以空间蓝图为表现形式、以空间管控为核心内容的传统城乡规划（空间规划）愈来愈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性与滞后性，近期社会上甚至出现了“规划无用论”等各种质疑。某种程度而言，当前中国城乡规划学科与行业的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至暗时刻”。
1. 规划范式转型：从工具革新到制度转向
针对这种现象，近年来城乡规划学界与业界围绕转型方向展开了积极探索：一是强化技术路径，如借助大数据、AI等新技术来赋能“智慧规划”；二是强化运营路径，强调打通“策划—规划—建设—运营—治理”全链条。然而，这些探索更多还是工具与方法层面的补充、优化，并未触及规划的根本定位与转型。笔者认为，城乡规划真正关键的核心转变，是要从传统的空间环境设计转向空间政策设计，以“新规划”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从而赋予城乡规划以新的价值与生命力。
新制度经济学早已指明：制度（包括广义的政策体系与治理环境）是驱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中国于2008年施行的《城乡规划法》明确规定，城乡规划是“重要公共政策”，是政府统筹安排、维护公共利益的基本依据。英国城市规划制度学派著名学者C. Webster教授曾有一句精辟论述：“我们可以请最伟大的设计师设计我们的空间，但离开图板后的设计如何演变为一个伟大的城市，则要看我们能否设计出伟大的制度”。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学界、业界对城乡规划这一制度属性的认知、体悟并不深，相关实践就更为滞后。从以“土地财政”为重要驱动的城镇化1.0时代，迈向以“经济新常态”“高质量发展”为特征的城镇化2.0时代，城乡规划的制度属性与政策功能正变得空前重要。
2. “新规划”的核心命题：与时俱进的空间政策设计
“新规划”的突破方向，在于真正转向空间政策并持续提升其对政策的设计能力。事实上，空间从来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简单“物质载体”。从深层逻辑看，即使在城镇化1.0时代的城乡规划，其本质上正是通过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一整套制度与政策设计，为城市高速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空间环境设计与管控实际是这套“城市增长主义政策”在物质形态上的外在呈现。
进入城镇化2.0时代后，面对经济增长趋缓、土地财政动能衰减、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加剧、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等一系列新挑战，“新规划”必须回答：如何通过空间政策设计去适应这些变化，并塑造城市发展的新动能？由此理解，当前国家着力推动的“城市更新行动”，其深层意涵也远非是旧城改造、物质环境改善或低效土地再利用等，其核心在于要构建一套新时代“城市空间再生产”的新逻辑，探索出空间价值实现的新模式、新路径。面向新时代，如果我们的空间规划仍停留在对资源要素管控的层面，那只会被时代抛离，空间规划的存在价值也将不断被质疑并日渐式微。
3. 制度优势：中国空间规划转型的现实抉择
相较于许多西方“民主国家”及那些土地私有制为主的制度环境，中国在空间治理方面拥有显著的制度优势：土地资源公有制及政府对空间资源的强大配置能力，这些都为中国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可能。然而，这些“优势”并非会自动兑现，“潜在的可能”能否转化为现实发展动能，取决于我们是否具备与时俱进、适配发展需求的空间政策设计能力。正如改革开放后几十年快速发展所证明的那样，良好的制度设计可以为城市发展注入澎湃动力；反之，不当或滞后的制度安排也会对城市发展构成巨大约束。
当下，面对城镇化2.0时代的深刻变革，我们追求的“新规划”又一次站在了转型与抉择的关键节点，中国的城乡规划学科与行业都必须完成一场深刻的重构。城乡规划必须实现从空间设计向政策设计的范式转换，如此，“新规划”才能真正塑造城市发展新动能，延续并提升城乡规划的学科价值与实践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