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笔谈

同济规划学科建设与城市设计实践探索
作者:郑 正(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同济大学1955级 城市建设专业本科生)(李 晴 王雅娟整理)

1955年7月我考入同济大学城市建设系城市建设与经营专业就读。次年教育部批准建筑系新成立城市规划专业,我与其他同学共31人被告知转为城市规划专业班,转入建筑系学习。

系里非常重视这个刚刚成立的城市规划专业,主要设计课和建筑学专业一样,由建筑系教师授课,冯纪忠先生也曾亲自上过建筑设计课。课程内容很多,不仅有建筑构造、结构材料,还有工程地质、测量、给水排水、水利水文等,都配备了很好的师资,比如:给排水课由给排水系正副两位系主任讲授;地质课由一位副校长授课,还特别带我们班到镇江实习。金经昌先生更是亲自上很多城市规划专业课,一直强调,学规划要知晓天文地理、人文古今。

大学期间我们就有机会“真刀真枪”地参与规划设计实践。1958年5月,正赶上“大跃进”,江西省政府请同济大学帮助做江西南部十多个小县城的快速规划。暑期未结束同学们就全部提前返校,金先生密集地给三年级的我们提前上专业课,每天连续快速地讲授“城市规划原理”等课程。到江西后带队教师现场教学,师生分组到赣南、南丰、上饶等地开展工作。先进行小城镇规划,没有地形图,我们就用罗盘定位,徒手丈量,利用电线杆现场步测。那时的县城很小,有的就是一条街,两三个小时就绘制完成现状图,接着就和当地人员一起讨论分析,确定土地使用规划图,就这样两三个月把分配的小县城粗线条规划全部做完。最后做赣州地级市的规划,赣州市虽有地形图,但是不全,此时我们已经可以熟练地做现状调查、测绘补图,完成较为详细的总体规划布局图。那时赣州老城及城墙完好,我们做的规划提出要加以保护,在城南发展新区,老城南门外是一条6m宽2车道的公路,我们大胆考虑城市未来的远景发展,将其规划为新城老城之间的城市主干道——红旗大道,66m宽4 车道,中间设4m宽的绿化带,非机动车道两侧各10m再设绿化带加人行道,绿化带先种树,等到有交通需求时可以改为车道。2021年赣州市电视台专门来我家采访,特别告知红旗大道早已成为江西百姓及政府深感自豪的一条城市景观大道。

当年的超前设计理念深受金先生影响,金先生一直说城市规划需要考虑30—50年以后的事情。尽管那时城市道路上车辆不多,但他强调以后城市规模大了汽车肯定会发展起来的,需要考虑并行几条车行道的城市道路,但车行道不必很宽,同时要充分考虑停车场,需要区分交通性和生活性道路,规划设计胆子要大一点,要为城市以后发展创造条件。金先生的教学和规划思想一直充满这种远见,指导“苏州河规划”,当时苏州河沿岸工业污染严重,金先生指出沿河要处理好工业废水截污,做好苏州河污染治理规划和两岸滨水绿地规划;指导“南京路步行街规划”,反复强调上海一定会有步行街的。这些愿景,当时觉得很遥远,现在都实现了。

1959年底,我提早半年毕业留校,在详细规划教研室任教,做过金经昌先生和李德华先生的城市规划原理课助教,指导详细规划设计和后来的城市设计,也教过城市园林绿化课。

1970年代中后期,上海火车站要建新客站,组织全国设计竞赛。第一轮收到82个方案,经多轮反复比较筛选,然后集中到8个方案,同济占2个,最后由华东工业建筑设计研究院和同济共同深化设计,提出的“高架候车,南北进口”的上海新客站总体布局和综合交通组织方案后来被很多地方接受和效仿。当时我和宗林老师带队,配合总图设计,同济团队认为新客站建设不仅仅是建筑设计,更需要考虑和城市周边环境、交通的衔接关系。我们从零开始,对上海火车站周边综合交通组织进行深入调查,包括火车到站出站、候车中转、人流集散、货物集散等。在最寒冷的冬夜持续现场调研,反复观察拥挤不堪的候车站、身扛大包小包的人流、排队检票的队伍和接站的人群,甚至车站周边的治安问题、周边动迁的居民和复杂的用地功能等,也成为我们的调研分析对象。如何通过设计改善城市空间与生活环境治理,是我们做总图设计时反复思考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历时两年走访全国主要城市的火车站,自己测量绘制总图,并在外文资料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收集国外车站周边的城市设计案例,用针管笔绘制了北京、广州、南京、兰州、苏州等国内及国外共30多个城市的火车站平面布局和交通分析,编写出《铁路旅客站广场规划设计》的专著,1980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参与这一项目前后共历时4年,回想起来,可以算是城市设计实践探索的开始。

改革开放后,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实践项目。1984年春节期间,董鉴泓老师说系里安排我带一组毕业设计,做深圳白沙岭大型居住区规划设计,这是参与特区建设的机遇。经过一个多月紧张的基地踏堪、调查分析和多方案比较,完成了一个推荐方案并顺利评审通过。但评审后的第二天,主管城建的市领导从新加坡考察回来,要求另做一个全高层的规划方案。尽管当时对高层建筑毫无经验,但依靠学校的增援,我们做手工模型,反复推敲基地特征、路网走向和空间形态,构筑了5组长短不一、向心放射的曲板形高层住宅群。白沙岭高层居住区规划综合考虑了气候、环境和城市空间效果等多重因素,规划设计生动、建筑群体形态丰富,具有独特性,可以说是一个城市设计项目。

1986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正式成立,规划系的总规和详规教研室分别改名为城市规划教研室和城市设计教研室,这应该是国内高校中最早的城市设计教研室。1990年代我有幸担任城市设计教研室主任。在完成教学工作之外,一边大量阅读国内外城市设计理论书刊,一边参加各种城市设计项目实践,摸索总结,探索城市设计的编制方法、编制内容和管理机制,也完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设计作品。

1993年厦门市规划院负责控规,同济大学负责城市设计,共同协作完成了4km长的厦禾路城市设计,这可能是最早命名为城市设计的项目,探索了城市设计的内容和方法及其与控规结合的实施途径。

时代赋予了学科发展和设计实践的机遇,自认为一直在努力寻找适合中国的城市设计之路。30年里我做了百余项规划与设计项目,边学习、边实践、边教学,系列设计成果成为我国城市设计实践中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早期探索。新时代背景下城市设计的中国智慧还需不断进行新探索,学科发展未来更加值得期待。

1999—2001年,我主持的3项城市设计——益阳市体育中心规划设计、温州城市中心区城市设计、温州中心城区整体城市设计,相继都获得了建设部优秀城市规划设计二等奖。其中,温州市城市设计从整体城市设计到中心区城市设计,再到中心广场规划设计,涵盖了不同的空间尺度,城市设计的目标、策略和结构在空间上得到逐级传导落实;同时,探索城市设计在内容和时序上的传导,全过程顾问参与并控制引导高品质建筑方案产生,促使建成环境达到城市设计预设的效果。该设计探索了整体城市设计的内容和方法,提升了城市设计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当年王颖、匡晓明、阎树鑫分别参与负责以上项目,在项目中配合参与了大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