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笔谈

迈向健康城市科学
作者:王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健康城市实验室主任)

新冠疫情肆虐,提醒我们地球不只是人类的家,也是无数动物和微生物的栖息地。在基于规划去建设“城市”这一人类主体栖息地时,需要充分考虑我们与整体生态系统的融合。我们曾对科学与技术充满信心,似乎可以改变世界,打造以“人”为中心的地球;新冠让我们看到局限,深刻体会到人类和人类打造的城市,在大自然面前的不确定性和无助感。作为规划师,需要重新考虑城市如何能够更好支撑人与其他生命体、人与自然的互动。以人为中心的规划应转变为以人和自然和谐演进的规划。

城市,特别是高密度城市,成为传染性疾病感染率高发地。城市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活动、美食和交往空间。人与人的互动空间是城市的重要属性和显著优势,却在空气传播和接触性传染的疾病面前变成弊端。起源于应对传染性疾病的城市规划,在针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空间健康促进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将可能在传染性疾病防控和疫情应对中作出一定的贡献。面对各类疾病,城乡规划学需要对空间的“健康性”进行深入的研究,探索土地利用变化、空间格局转变和人类活动对于体力活动、认知能力、心理康复等的影响,更需要理解这些变化和活动对于病原体及其宿主的分布、活动轨迹和传播途径的影响。基于空间规划的布局优化、指标调控和设计优化将实现基于空间的健康促进,发挥规划“治未病”的作用。

疫情下封控的城市是极端环境,对人的身心都是巨大的考验。一旦封控,日常轻松的事情都变得困难重重。城市在此情况下的应对取决于城市的硬件和软件,超大城市面对更为严峻的挑战。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不走到封控这一步,也不得不考虑被迫封控后的物资运送、隔离心理健康等方面的空间支持。疫情之下,不仅是人类可能染病,更是城市进入非健康状态。在日常空间中提供疫情下的非常规支撑,是未来空间规划和设计的重要命题。或许规划学科在疫情防控、疾病治疗等方面不能作出最核心的贡献,但我们可以通过规划设计让交往与防疫有所兼顾,空间和设施都能做到平疫结合,帮助城市和居民做更好的准备。例如,步行范围内更多的生活支持和医疗救助(食品供应、基本药物购买点、远程就诊和医疗测试点等),办公建筑中增设必需的生活设施和设备(淋浴房、厨房等),公共空间在封控下的便捷使用等(具有安全距离的体育锻炼空间、购物空间等),使得城市能够对传染性疾病的流行采取积极应对。

建设健康城市应推进健康城市科学的建构,通过城市规划,基于空间,实现人群主动健康干预。“健康城市科学”是以实现对人类全生命周期的空间健康促进为研究目标,以多学科理论和知识体系为基础,涵盖宏观到微观多维度空间,探索城市发展对健康和福祉的长短期影响机制的科学。倡导“健康城市科学”是希望能系统性地融合城乡规划学、医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提出打造健康城市的规划设计策略和建设行动方案。健康城市科学不仅需要对物质空间的充分理解,也需要增强对健康的经济社会决定因素的深入理解,和对人类和其他生灵的必要理解。我们面对很多未知。疫情之下,人类面对新的挑战。从无助到努力自救,科学研究和理性思维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根基。让我们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更加谦卑和谨慎,转变过去发展模式下的过度消耗和巨大环境成本,把人放入地球的生态系统,推进健康城市科学的基础研究、方法创新和技术突破,共同实现“OneHeal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