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城市发展转型、科技革命兴起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复杂背景下，吴志强院士提出的“新规划”框架强调回归规划处理不确定性的本质，推动从静态方案绘制向动态、适应、综合协同的过程设计转变。这一转向在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中尤为迫切。
新时期都市圈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促进国内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空间单元，肩负着打造内循环节点、推动深度同城化的重要使命，其发展面临三方面现实考验：其一，2019年以来近20个国家级都市圈虽普遍编制了发展规划，但开展国土空间规划的实践较少（仅上海、武汉、长株潭、成都及最新的首都都市圈等），相关理论方法尚显薄弱。其二，我国城市区域尺度大、空间结构嵌套，具有高密度人口分布与紧约束用地特征，多数都市圈将形成“强核轴带圈层式”空间结构，该尺度下的协同发展和规划技术仍不成熟。其三，数字化技术在都市圈规划编制、监测与动态优化中应用尚浅，关键技术及数智设施亟待加强。
基于本团队近年参编《武汉都市圈发展规划》《武汉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武汉都市圈空间优化技术研究及应用平台》的实践，以下从三方面探讨“新规划”指引下的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创新。
1. 进一步创新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技术方法
区别于国空改革前的区域性空间规划（如城镇体系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区域规划等），应构建“空间治理目标—空间发展格局—空间要素管控”的都市圈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框架，以生态安全底板、一体化空间模式、三类空间优化、要素设施链接等为目标引领，以适配生产力布局与区域均衡为导向塑造空间格局，围绕底线统筹、格局建构、分区协同、要素链接、行动协调等维度提出空间协同规划技术要点。应遵循“强核轴带圈层式”空间模式，建构都市圈整体空间优化格局，明确协同重点领域，包括共保绿色生态及韧性安全空间底板、共筑一体化空间发展格局、分区域分层级差异化空间协同、注重分领域分要素空间链接、推进有条件地区率先同城化发展等，并制定“弥合式”策略，聚焦关键要素区域格局与功能网络组织、“圈层+廊道+临界区”结构支点空间布局、统一市场与收益分配机制等政策清单，形成“全域多尺度—全要素多类型”的跨市域协同管控新范型。
2. 加强都市圈国土空间数字化基础设施（平台）建设
将超大城市数字化规划技术拓展至都市圈尺度，需搭建覆盖“智能诊断—模拟推演—优化决策”全流程的数智化平台。平台应具备至少三项核心功能：一是都市圈全域多源数据融合与国土空间运行状态感知诊断功能，融合物理空间、动态关联、第三方评价、经济社会统计等数据，建立统一标准的都市圈“生态—生产—生活”空间数据库，开发韧性风险、功能协同、产创融合等感知模块，建立产业链分工指数、协同创新能力、城际联系强度等感知评价指标及因子计算公式；二是都市圈“三生”空间多情景模拟与预警功能，基于常态发展、重大政策驱动、极端状态等情景，预测用地扩张与水域损失、降水与洪涝风险、通风潜力与风廊路径，模拟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网络扰动及生产空间变化，推演人口及用地总量约束下的城际要素流联系、区域性重大服务设施需求概率等；三是都市圈国土空间“格局—要素”协同管控与智能优化功能，结合“十五五”重大项目与约束条件（如碳排放、用地规模），生成方案并支持指标比选，辅助都市圈重大工程选址与布局调整，弥补“一张图”系统在区域尺度应用的不足。
3. 深化都市圈内重点区域与跨域联结型地区的规划研究
一要加强城际交界地带研究，厘清都市圈临界合作区（或类似地区）地域范围测度、动力因素识别、潜力功能预测的方法与空间协同模式，提炼上海、北京、南京、武汉等多地相关规划的共性技术框架、内容与标准；二要拓展都市圈产业及科创协同走廊研究，总结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实验室、大装置、新型研发机构等）、新兴与未来产业为纽带的跨市域一体化走廊的空间效应与机制，推广G60科创走廊等实践的成功经验；三要推动主体功能区在都市圈尺度的精细化与政策升级，构建“板块—组团”功能分区体系，对都市圈次级区域进行规划指引并制定差异化管控规则；四要前瞻探索都市圈城乡融合单元、韧性生态绿心、专业功能小镇等新兴空间类型的规划方法。
有鉴于此，构建超越行政边界的功能性地域，发展以都市圈为代表的城镇化空间形态，是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与区域资源配置的必然选择。面对都市圈在发展动力、协同进程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应坚持空间规划内核逻辑，融汇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持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都市圈“新规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