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可持续发展”可谓从西方引入并对我国规划事业产生整体性、系统性影响的关键理念。1987年，以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发表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1992年6月，联合国里约峰会后，“可持续发展”越来越频繁地见诸国内外学术论文，那时我国学术刊物上多译为“持续性发展”。就此，我请教了李德华先生，他认为“持续性”的译法不确，因为“持续性”过多体现了时间的维度，而在发展的质与量以及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上却没有足够地表达英文sustainable一词所含有的“可承受的”意义。当然，这都是1990年代初期的事情了，现在的译法已成通用。不过在不少的场合，至今还会用到“永续发展”的译法。
可持续发展强调代际之间的公平，让发展优势能够维持下去，这一理念的本质要求和规划工作是非常契合的。规划管理未来的变化，对长期的未来的土地和空间使用要做出统筹安排，所以可持续发展很自然地成为城市规划要秉持的理念，过去30年间对规划专业的影响反映在理念、技术、制度3个方面。
1. 由环保专业的理念提升为综合统领的理念
引入“可持续发展”概念之初，对这个概念的早期响应较多来自环境保护部门，这与当时国内行政部门的职能分工有很大关系。可持续发展被当成是环境保护范畴的概念，从至今仍然可见的“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表述，就知道影响有多深远。规划界对于这个概念给予的关注第一个阶段也是从环境保护角度切入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见诸《城市规划原理》第三版（2001），虽然出现在“城市发展战略”（第五章）这样的综合性章节，但却置于第四节“城市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标题之下。正文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185页），“落实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186页），“可持续发展逐渐突破了自然环境的范围，即生态的可持续性，扩展到社会、文化、经济领域的可持续性，当然生态的可持续是最基本的内涵”（185页）。2010年，《城市规划原理》第四版第四章“城市规划的价值观”一节保留了上面这段文字，但同时指出，“不同时期的规划基于其所处的特定背景和认识水平持不同的价值观。……近20年来，永续发展正在逐渐成为城市规划的基本价值观”（67页），并且从社会融合和包容、城乡自然和历史环境品质的保护与提升、推动稳定而富有活力的经济发展等3个方面举例说明了永续发展含义的综合性（71-72页），提出“在具体的规划实践中，我国致力于实现永续城市的相关法规体系，技术体系还处在探索之中，未来更需要城市规划师把永续发展放在规划工作的核心理念，贯彻在城市规划编制和实施的每一个细节当中”（72页），这意味着城市规划专业教育对可持续发展的认知，已经从一个生态环境保护的专业角度，提升到全面综合且带有统领性的高度。
2. 技术上由初期概念性的表达演化为系统性的完善
既然可持续发展作为城市规划一个崭新的基本价值观，应贯彻在城市规划编制和实施的每一个细节当中，那么有近百年发展历史的城市规划理论和技术必然产生新的变化。1992年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头10年间，城市土地开发导向的城市规划设计活动是当时的实践主流，物质环境规划设计有大量的市场机会。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土地开发市场的泡沫给不少城市留下创伤，这促进了规划反思如何引领理性的开发建设。1990年代后期，城镇体系规划实践有关“生态网络”的部分，尝试在省域和市域的空间层面，通过对生态敏感度的分级划定来确定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区域，那个时期的评价并没有统一的方法，数据的基础也不理想，在区域的划定和表达上常常是概念性的，边界也是示意性的。但是，这一技术现象反映了规划专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开始为寻求保护和发展的平衡付出努力。2001年出台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的政策，与此同时，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大力倡导规划的转型，要更加重视资源环境问题，要更加强调城乡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并且要求城市规划工作者高度重视能源、水资源以及城市气候等资源环境问题对规划产生的影响。在此背景下，2004版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首次在市域层面划分适建区、限建区、禁建区，在文本中对限建和禁建地区做出“政策性的”陈述，列入文本的强制性内容。这一组概念及其技术方法在当时那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实践中普遍采用，并形成统一的编制办法。这个探索的过程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贯彻找到了一条可操作的技术路径，“综合评价—空间区划”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于是活跃起来。从“十一五”开始，主体功能区规划实践中提出重点开发、优化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概念，与那个时期面向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技术积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主体功能区所强调的生态优先保护和差异化协同发展的重要原则为导向，资源环境评价方法也逐步程式化。这些实践为“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实践中广泛开展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开发适宜性评价（双评价）等工作奠定了技术基础。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在“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的前提下，国土调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开发适宜性评价、三区三线划定、主体功能区定位在县域或镇域的落地、城市“四线”整合划定、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体检评估、生态保护红线监测及保护成效评估等一系列应用中，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方法得到较为系统的发展。很有希望的是，随着“多规合一”后各种专业力量的加入，可持续发展理念影响下的规划技术视野会更广阔、领域会更丰富、方法会更成熟。
3. 制度上从依托既有管理架构的政策完善到系统性的重构
1992年里约峰会发布《21世纪议程》后的两年，我国发布了《中国的21世纪议程》，在政府层面做了全面动员，特别是环境保护领域的政府管理不断加强。从1992年到2012年，在空间规划领域，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海洋功能区划，基本上依托既有的政府管理架构，在政策中提出绿色低碳发展、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引导人口产业布局、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盘活存量做优增量等要求。2015年9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案印发，开宗明义要“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增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是八项任务之一，要“整合目前各部门分头编制的各类空间性规划，编制统一的空间规划，实现规划全覆盖”，而且明确了空间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即“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加快生态文明体制建设，提出“三个统一行使”和“划定三条控制线”的任务。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新组建了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来履行“三个统一行使”，由自然资源部在“一张图”上统一划定三条控制线。“多规合一”是我国空间规划体系的系统性重构，更具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空间规划制度更加有力地保障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极大地提升了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的水平。
总之，在我国生态文明体制建设的大框架下，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我国得到非常独到而有效的贯彻，既有体制的重构，也有机制的创新，甚至在具体技术层面，创造性地探索了系统落实可持续发展的路径，2025年7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性论坛（UN High-level Workshop on Sustainability）上，与会国家代表对我国通过空间规划制度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反应强烈。这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间，全球绿化面积（leaf land）净增量的1/4来自中国。中国综合统筹实现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控制城市无序蔓延，优化人和自然的关系，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未来，作为规划最基本的价值观，规划工作者对可持续发展的认知还需要更加全面综合，规划理论技术和体制机制发展进步的趋势应当持续下去。在这个过程中，规划工作者应大有可为，也会大有可为。当然也要清醒地看到：①重视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性和综合性，应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理论问题研究加以结合，创新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规划科学理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展现的广阔维度，是规划工作者思考问题的重要参照。②“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之后，无论规划管理的空间要件是什么，规划工作者都需要深入学习空间演化背后的经济社会规律，不断丰富、完善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规划政策。就空间论空间没有前途。1980年代城市规划摆脱对物质环境规划设计的痴迷，是不应忘记的历史经验。③不断创新的数字技术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也为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发展壮大赢得了不可限量的创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