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的研究表明：1922年起德国教授就在同济大学开设了一批城市建设、道路交通、市政工程等方面的课程，打下了同济城市规划学科的基础。1931年金经昌先生考入同济，曾就读于这些课程，他在1946年归国并加入同济规划学科团队，其后成为领军者。也许当年其他中国大学也开设过与规划有关的课程，但同济的这些课程，不仅位于国内最早的规划相关课程之列，而且在世界上也属先行的一员。例如哈佛大学是在 1923年授予了美国第一个城市规划硕士（MUP）学位的。在世界范围，那正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开创时期。从开设规划课程到社会认可规划行业，中间经过了漫长的道路，中外规划教育也经历了而且仍然经历着发展演化。交通及基础设施仍然是规划课程的一部分，而经济社会环境课程则成为新的内容。百年前开设基础课的同济规划学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已居于国内国际领先地位。1963年我得以进入同济城市规划专业，1988 年起在美国学习并从事规划教育至今。近60年的规划生涯，使我有机会考察中美不同国情下的规划工作，并面对规划的一些基本问题。规划理论家法鲁迪（A.Faludi）在《规划理论》（PlanningTheory）一书的开始就提出一个核心问题：“规划对作为人类的我们自己，意味着什么？”（Faludi，1984），借用他的话做这篇短文的题目，未免大题小作，但40年前提出的这个问题仍然和当前的规划工作相关，有必要重提。

城市规划的出现源于社会需要。且不必长篇累牍地回顾19 世纪现代城市规划诞生的历史，就看大学开设规划课程、授予规划学位到规划师成为一门职业，皆为应对社会的需求。在美国，为了处理城市中私人建造活动和公共利益的纠纷，1916年纽约制定了第一个地方性区划法规；1922年联邦政府对地方区划给予立法授权；1928年美国公布了首个城市规划法；1933年建立了联邦规划委员会。由此，规划师渐渐成为社会认同的职业，而城市规划硕士（MUP/MCP）则是职业入门的学位。一些大学应需而动，较早授予规划硕士学位的有哈佛（1923年）、麻省理工（1932年）、华盛顿大学（1936年）、伊利诺伊大学（1945年）、哥伦比亚大学（1945年）等。在中国，虽然1922年就开设了规划课程，但是到1940年代后期才出现职业规划师，因为此前缺乏社会需求。正是1950年代中国大规模城市建设的需求，促使了中国规划行业的兴起，1990年代后更进入高潮，证明有国家的发展才有规划的发展，才有同济规划学科的发展。

城市规划自诞生起就建立了公认的社会职责及工作内涵，这些社会职责同样取决于社会需求。美国的规划工作起始于城市土地的规划管理和道路规划，1950年代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渐渐扩展到社区规划、经济发展规划（以就业问题为主而不是GDP）和环境保护规划，如今仍在演变。规划工作的扩展，反映了规划的与时俱进，也折射出社会大众对规划作为公权力的期望的演变。在19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区域规划曾经风行，但此后转向区域的交通及环境规划，消退的是区域经济规划，表现出规划有所不为的一面。美国城市中，除了道路及防灾，其他市政工程如供电、上下水等都不属于城市规划的工作范围——由私营公司通过竞争承包服务，规划部门参与监督而非介入管理，反映了美国市场经济的国情。可见城市规划的演化不仅有内容的增扩，也有内容的减少，规划内涵完全取决于国情，也反映出公众对社会分工意愿的变化。重要的是，虽然规划工作演变，但规划行业出现时就确立的本职工作——城市土地空间的规划管理从未改变，其宗旨一直是以公权力的依法干预来保护公共利益，同时保证市民的正常生活，使全体居民具有城市的归属感和拥有感。毋庸讳言，这些目标没有完全实现——起码在美国没有完全实现，但规划工作的宗旨反映了社会对规划的期许，是城市规划的初心，也是所有规划工作的出发点及归宿。

中国规划事业成绩斐然，规模雄踞世界首位，但也面临不少挑战。现在我们的规划不缺理论，不缺实例，更不缺数据（已经有大数据了！），缺的是常识。规划的常识其实很简单：人们愿意过什么样的生活？清洁的水和空气，合宜的住处，多样的工作机会，便利的交通，安全的社会环境……这是包括规划师在内的大众最普遍的诉求，也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规划的常识就是服务于大众日常生活的需求，这也是规划的基本价值观。金经昌先生曾经为同济规划专业题词“城市规划是具体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为了具体为人民服务，规划要下沉而不是上提，中心是服务大众而不是管理大众。规划属于行政职能，当然也必须服务于地方政府的决策，但不能只关心决策者的意愿而忽视市民的需求，例如以街道整洁之名而封小店、驱小贩就不是规划应有之举。规划工作越来越扩展，智慧城市，低碳城市……规划扩展到传统内涵之外，提供了更多服务公众的机会，可是也给规划加上难以承受之重，规划工作是否有能力承担？新技术应用越来越普遍，人工智能，大数据……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新技术如何便民，而不是如何便于管理。诸如无控制的人像识别、调用手机记录等，普通人觉得不妥，有人却孜孜以求，原因是他们的“屁股决定脑袋”。金经昌先生说过：“不真正有一颗为人民考虑、关心提高生活水平的心，又如何去做为人民服务的城市规划呢？”（金经昌，2002）。我们应提倡“脑袋决定屁股”，脑袋中多想着人民大众，就可以多以常识做规划决策。

今天我们纪念同济城市规划课程开设百年，自豪于规划教育的贡献。再过100年，我们应更自豪于规划工作的贡献而不出现遗憾。为此，也许该重温一遍：规划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城市规划能够做规划应该做的事情是幸运的，能够不做规划不应该做的事情更是幸运的，对规划师，更是对普通大众。